路易·艾黎是一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紧密联系的传奇式外籍友人,周恩来总理曾称赞他是“中国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1918年1月,艾黎在新西兰加入远征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中受过伤,深知战场上的残酷。从亲身经历中,他明白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他立誓一生要为正义而战。1927年4月,艾黎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上海。在上海期间,结识了潘汉年、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地下党和工农红军提供不少帮助。他在抗战中办过很多学校,也借助学校生产军民需要的各种产品,支援抗日战争。由于战乱的原因,最后只剩下在陕西凤县双石铺的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3年,他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去甘肃玉门讲学,路过山丹,发现那里有许多庙宇空着可以做学校教室,于是这年学校由双石铺搬迁至山丹。这就是著名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简称培黎学校)的由来。艾黎在山丹一呆就是10年,实践他的创造性教育梦想。他曾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我的母亲李屺阳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前曾任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等职,因探索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关注山丹培黎学校,和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结缘于《农民的希望》一书

母亲与艾黎结缘,也正是因为培黎学校。1982年,由于分管甘肃省教育工作关系,母亲曾专门到山丹详细了解艾黎和何克40年代创办的培黎学校校史,想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找到好思路、好经验。培黎学校教学宗旨是“创造分析”,“手脑并用”,注重实践,把教、科、农、工密切结合起来,把教育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正是为甘肃农村兴学育人指引了一条好路子。母亲对此感到由衷的欣喜和高兴,急切希望总结艾黎的教育思想,并希望由此走出职业教育的新方向。为此,母亲找到当时在兰州石油学校(解放后,艾黎40年代创办的培黎学校移至兰州,改为石油学校)工作的艾黎的义子段士谋。此时,段士谋正在翻译1959年艾黎写的一本英文著作,书中对培黎学校及其教学方式作了全面介绍。母亲喜出望外,1983年春夏之交去北京开会期间,她专程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老会长王炳南家中拜望,请他介绍到艾黎家中拜访,王炳南欣然应允。

在王炳南的带领下,母亲终于与艾黎见面了。母亲告诉艾黎,他所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取得成功,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农村需要的。他记录培黎校史的书,虽然已于1959年在国外出版,但如果整理出来在甘肃出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艾黎听后欣然同意。他同时还表示在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特别需要对教育改革进行探索。这本书的出版,或许可以起到一点启示作用。并提出,希望我的母亲挑起整理、编辑、出版的担子。他说:“对书的内容,你们在整理中随便怎么修改、增补、删节都可以,也可以作些结构上的调整,希望大胆地修改,只要突出我的教育思想就行了。”

此后,为整理和编译好这本书,艾黎多次送来当年培黎学校的资料和关于解放前夕的山丹的一些日记片断。后来,卫生部顾问、麻疯病专家、艾黎的亲密伙伴马海德,对出版这本书也产生了兴趣,捎话来说,创办培黎学校医院非常不易,希望增加一章有关校办医院的内容。马海德说,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很困难,增加这样一章,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医疗工作。对此,艾黎也同意增加。艾黎回忆,40年代培黎学校办的医院,在当地甚至远方的乡村中都很有名气,远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王爷都领着儿子到学校医院看病,并说外科医生斯宾赛的夫人巴巴拉(新西兰人)回国后,曾写过一本《沙漠医院》。母亲后来也曾按照艾黎提供的线索多方寻求,可惜一直未找到,当时巴巴拉已病故了。母亲经过调查访问曾经在培黎学校医院做过手术的老人和当年跟随斯宾赛先生学过医术的老校友,结合其他资料,终于整理出“校办医院”一章。

该书初稿,以段士谋的译稿为基础,并经母亲整理,删去一些重复内容,删去“大跃进”期间报纸上引用的一些虚夸内容,增加了彭德怀在酒泉会见艾黎的情节。后来,母亲将稿件送作家赵燕翼和几位同志看后,大家感到要体现艾黎的教育思想,还缺一些内容,需要作较大的调整和改动。经过慎重考虑,母亲重新安排整理相关内容。她再次走访当年的老校友,还找到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厅长、解放后担任中国农学会顾问、黄炎培的女婿张心一先生,找到培黎学校的老教务主任郭玉含夫妇等。通过访问大量的知情人和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鲜活的资料。母亲从大量来稿和调查材料中,筛选出许多珍贵的史实,并按问题归纳,将全书由原来的11章增加到18章,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全书的撰写。新增内容,都经艾黎听读同意。艾黎对书稿感到很满意,高兴地写了《前言》。《前言》中写道:“特别感谢李屺阳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充实与修订,奉献给正向现代化进军的广大中国读者。”1985年7月,该书定名为《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路易·艾黎署名出版。3年后再版时更名为《农民的希望》。

殚精竭虑重建山丹培黎学校

母亲和艾黎之间的交往,还有着母亲殚精竭虑为推进恢复建设山丹培黎学校的种种努力和难忘经历。艾黎对他40年代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非常怀念,对它的前身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也念念不忘。1985年,母亲途经陕西凤县。专程参观双石铺培黎学校旧址,但那儿被洪水淹过无数次,只找到纺织车间的废址残垣,最后在乱石中捡到两块刻有“工合”标记的砖头。母亲将其中一块送给了山丹县博物馆,另外一块送给了艾黎。艾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看了又看。艾黎回忆说,1976年他曾去双石铺寻访,遇到发洪水,只到了卧牛铺,没能看到学校旧址,感到非常遗憾。当他看到当时的照片上有他和何克1941年住过的窑洞时,格外高兴,念叨道:“当时战乱吃紧,最后只剩下这所学校,招收了60多个战时孤儿,组织了一次小长征,迁到山丹费时两三个月,最后一批孤儿到达时,已是圣诞节了。”

1984年12月2日,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陈光毅和母亲等人专程到艾黎家中向他祝寿。谈话间,艾黎正式把他脑海中酝酿已久的有关恢复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议提出来。几位领导听了高兴地表示赞成。母亲征得两位领导同意后,自告奋勇将这件事承担下来。艾黎也高兴地表态:“很好,相信你负责这件事一定会成功。”艾黎还谈到他打算向国外募捐100万元,陈光毅省长立即表示省上也拿出100万元。按当时的水平,这些资金大致可以达到建校的需要。

从1984 年起，为恢复和创办山丹培黎学校，甘肃省政府、省农口各厅、省教委给予了大力资助，几年中便集资300多万元(其中国外捐资70多万元）。开始一段，集资相当困难，艾黎不停向国外发函，寻求捐助，可钱来得很少。艾黎心急如焚，竟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抽出200 元汇给学校。大家对他这种无私的品德十分钦佩。后来，新西兰政府捐款15万元，新中友协还发动人民捐了一集装箱的小型设备等物品，寄至山丹培黎学校。艾黎的好友——美国兰本达女士，1986年9月底来华，艾黎约母亲和她两次见面，谈到培黎学校的现状和未来。1987年，兰本达女士以世界教育社的名义，为学校捐款2.5万美元，还答应以后继续捐款。不幸的是，第二年她就病故了，她临终前夕还惦念着艾黎和他创办的培黎学校。省政府和有关厅委及地、县政府都很重视培黎学校的建设，贾志杰省长、路明副省长都曾专程到学校指导工作，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

为了让艾黎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新山丹培黎学校的诞生，学校先借用当地小学校址，采取边基建、边招生的办法，招收两班学生。艾黎还亲自从培黎老校友中挑选倪才旺担任校长。艾黎差不多两三天就给倪校长来一封信，催促建设进度。培黎学校准备开学之际，聘请艾黎、马海德担任名誉校长。名单和聘请书发出后，很快收到来信，两位老人都愉快地接受了学校的聘请。1987年4月21日，为纪念艾黎来华工作60 周年，新培黎学校开学了。为向艾黎报告他的夙愿已如愿以偿，学校派一位教师带着两名学生，身穿艾黎亲自设计的校服，戴着培黎学校传统的鸭舌帽，左臂佩戴艾黎设计的三棵树臂章，专程到北京拜望艾黎。艾黎看到小小年龄的培黎学校学生给他敬礼，叫着“艾校长”、“艾爷爷”，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好像重新回到山丹，看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培黎学校的诞生。接着，艾黎请新西兰方面派来讲师汤姆·牛纳姆先生到学校教课。汤姆到校时，大楼尚在粉刷装修，还没有宿舍，他心甘情愿住在小小的临时建筑工棚里。汤姆回国后，又来了波利先生一家。之后，接替波利先生的是威尔逊·凯瑞女士，她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担任畜牧教师。他们远渡大洋，自愿离开亲人和舒适的家，从秀丽的花园之国来到中国西北山丹，不怕夏季烈日曝晒，不怕冬季寒风吼啸，在空气干燥的地方，为建设培黎学校作出自己的奉献，令人感动。母亲总是通过各种场合，对那些同甘共苦的外国朋友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

在建设新培黎学校的那几年中，母亲每次出差北京，总要去拜望艾黎。每次见他，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学校建设的进展情况。而艾黎对学校情况问得非常仔细，不断为学校建设提出建议。他认为学校应尽快在实验农场打井，他说：“没有水，就没有农业，也就没有实验基地。”“学校没有实验农场，就等于没有培黎学校。”他还多次谈道：河西要重视水利和节约水利资源，要种草种树，改造沙漠。他说，只有栽树种草，才能减轻水土流失，防止沙化，保持生态平衡，改善气候，使农村又有了小河和野禽，最终提供木材为当地建筑之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场反砍伐树林的斗争，全国需要种植几十亿棵树，现在要培养优秀的林业工作者，依靠农村人口自愿合作。这是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要一代代干下去。

艾黎视甘肃山丹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为使故乡人民了解当地社会的过去，懂得今天，准备明天，他决定将他在中国几十年中收藏的近4000 件文物捐赠给山丹县。1980年7月，捐赠文物的消息由新闻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两年后由甘肃省政府投资在山丹兴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落成开馆，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观众前往参观学习。

当年9月，母亲到甘肃河西驻足山丹时，曾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她还找专人详细了解艾黎40年代初到50年代前期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的情况，询问艾黎捐赠文物及对这项工作的要求。当了解到，艾黎曾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书，建议在捐赠文物陈列馆对面，兴建一座图书馆，以丰富当地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文化生活一事时，母亲热情支持这一项目，并认为该项目应与已建成的文物陈列馆一样重要，意味着山丹乃至甘肃与新西兰的友谊有了新的发展。母亲回到兰州后，立即向省政府递交关于艾黎倡导在山丹兴建图书馆的“送阅件”。这件事很快得到回应。1982年12月，省计划工作会议上，山丹兴建图书馆和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二期工程项目正式列入基建计划。1984年7月，计划内的两项工程如期竣工。1984年9月2日，山丹培黎图书馆正式开馆，国家副主席王震亲笔题词：“学习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已87岁高龄的艾黎，怀着对山丹人民的深切情谊，由马海德陪同抵达山丹，同来的还有当年的培黎学校教师、美籍工程师易斯利以及其他外国朋友。

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鉴于艾黎在甘肃的贡献，母亲曾向甘肃省政府建议授予他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这个提议很快被采纳，1985年12月2日，艾黎88岁华诞这一天，副省长张吾乐受省长陈光毅的委托，向艾黎颁发了甘肃省荣誉公民证书，并在省政府的决定中对艾黎一生的活动和对甘肃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工作中，母亲与艾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见面，一谈起山丹、甘肃，一说到培黎学校、教育，艾黎总是精神焕发，喜笑颜开。每次谈话结束，艾黎总要将母亲送出大门外。当艾黎步入90周岁，1987年底，母亲同其他甘肃省领导赴北京向他祝寿，送给他一个用鲜花制成的美丽花篮和一个设计精巧的生日蛋糕。蛋糕边沿由90只欢乐的小企鹅构成圆圈，十分好看。艾老的寿辰是在12月2日，母亲一行提前一天到北京医院向他祝寿。母亲回忆，当90高龄的艾黎看到山丹的同志出现在眼前时，面露微笑，显得很高兴，嘴里轻轻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他的秘书曾表达艾黎的美好心愿：待病情好转，来年暖和时，他想坐飞机去河西、山丹，再见见当地的乡亲。分手时，老人费劲地想坐起来送，可他挣扎不起来。母亲安慰他，希望他好好疗养，愿在山丹重逢。当时，他躺在床上，向母亲举起双手，母亲与他拥抱告别。母亲对艾黎建设新培黎学校，内心埋藏着的对甘肃山丹那片土地的殷切希望，感受得更加深刻。不幸，那次相见却成了永诀。艾老最后回到山丹，竟是他的点点骨灰飞向山丹的天空，飘落在四坝滩！真正是：大漠风尘日色昏，寒春百草迎飞魂；山丹百姓泪如雨，思念来华一伟人。

重建后的山丹培黎学校如何健康发展，艾黎直到谢世前还念念不忘，马海德在向艾黎遗体告别后的第二天，就曾对学校如何发展问题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着重强调艾黎在40年代创办培黎学校的经验，指出当代如何创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经上级批准，母亲组织成立甘肃省艾黎教育思想研究会，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

艾黎逝世前，已和马海德商请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兼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老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他曾通过有关方面为学校捐资30多万元，用于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甘肃省政府适时地给予学校以支持和帮助，改善了学校教学和实验条件。在这些工作中,母亲都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

艾黎去世后，母亲仍孜孜不倦关心着艾黎未竟的事业。2009年3月，母亲因股骨头摔折住进陕西人民医院，92岁高龄的髦耋老人不顾病痛折磨，给当年负责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建设的王自刚写信：“我后面的生命不多，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山丹培黎学校从恢复重建到艾老百年后的情况写一本小书，做个总结，给后来者以交代，但我已写不成字，你如果能帮助完成不胜感激。”王自刚为之感动，拿着信找到新任山丹培黎学校校长彭东军，期望和他合力完成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书稿写出来后，母亲仰卧在病床上，一字不落地审阅修改，还一再提出要为此书的出版付资。从筹建培黎学校的那一天起，母亲就已经把自己当成山丹培黎学校的一员，艾黎在弥留之际不忘山丹培黎学校，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觉得，母亲和艾黎的理想有某种相通，就是为改善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坚持不懈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977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称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说“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艾黎逝世后，小平同志题词，称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艾黎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