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绵

七、“工合”总会和其它各区的工作情况

由于“工合”从一开始组织，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抗战、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工作开展后，又在解放区建立机构，从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在宣传中也着重宣传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对敌的思想，这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CC分子的嫉妒和仇视。他们百般诬陷艾黎和参加“工合”的进步民主人士，结果，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沙千里等同志不得不辞去“工合”的职务，艾黎先生也不得不于一九四二年辞去“工合”总会技术顾问的职务。由于艾黎先生对“工合”在发起和组织中的密切关系，与“工合”有关的国内外朋友都认为他不能离开“工合”，特别是当时在重庆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坚持艾黎先生必须留在“工合”工作，所以，从一九四二年以后，艾黎又以“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身分留在“工合”。当时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西北继续工作，着重抓对“工合”职工特別是青年工人的培训工作。

“工合”总会的组织一直是动荡的，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的六年多期间，总会组织和总干事负责人共改动了六次。一九四〇年七月，总会直接由孔祥熙负责，组织上分设四个处，秘书处处长梅贻宝，业务处处长刘广沛，财务处处长宁恩承，推进处处长梁士纯。一九四一年八月改组，设常务理事三人，他们是蒋廷黻、俞鸿钧和杭立武，聘任美囯朋友费吴生为执行顾问，下设三个处，业务处刘广沛、推进处梁士纯、财务处杨学坤。一九四二年七月再度改组，常务理事下又恢复总干事的职务，由周象贤任总干事。一九四三年改组，于常务理事下成立“三人执行小组”，由徐维廉、杨扶青、陈乙明三人组成，徐任总干事，杨任业务处长，陈任财务处长。一九四五年一月抗战胜利前夕，又进行一次改组，由张福良任总干事，于树德任副总干事，业务处长为孙邦藻，财务处长为陈乙明。六年多时间内，“工合”总会机构人事不断改变， 主要原因是由于孔祥熙不断受到国内外的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来自国民党的极端反动的CC分子，他们总在怀疑“工合”总会和各区主要负责人的政治面貌，说他们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一种压力来自国内国外的进步势力，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民主势力同情和支持“工合”，在国外，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宣传活动，许多爱国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经常批评“工合”总会的官僚主义组织领导不力。当然还是由于孔祥熙本人的反动性。他所以担任“工合”总会理事长，是迫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他本人对“工合”和抗战都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他还想通过“工合” 捞到一些个人的政治资本。这就是“工合”不断改组的主要原因。

“工合”各区办事处的组织也不断地有些变化。一九三九年初原只设四个区办事处，即西北、东南、西南、川康。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一年，随着抗战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西北区改划为两个区，原西北区办事处的工作范围限在陕、甘两省，另成立一个晋豫区办事处，设在洛阳。东南区也改划为两个区，原东南区的工作范围限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另成立一个浙皖区办事处，设在兰溪。西南区办事处后来改划为湘桂和滇黔两个区办事处。成立晋豫和浙皖两个区办事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工合”在解放区的工作。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对解放区的捐款和物资援助，主要是通过西北和东南两个区办事处的负责人转送。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和压力，西北、东南两区与解放区“工合”的联系越来越困难，艾黎先生以两个区工作范围太大，不便领导为理由，把晋豫、浙皖两个区划分出来，并推荐“工合” 总会视察兼西北区晋东南事务所主任孟用潜为晋豫区办事处主任，原东南区视察孟受曾为浙皖区办事处主任。孟用潜和孟受曾两同志都是地下党员，两个区办事处成立后，在叶挺和贺龙两同志的领导和帮助下，并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援下，在敌占区有所发展，对支援游击战起到一些作用。东南区办事处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先后建立了二十八个事务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有七百多个单位，社员八千多人，遍布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几省。合作社的业务以纺织为最多，其次是造纸、制革、瓷器、机器、印刷等等。一九四二年南雄地区的造纸社大批供应桂林地区的文化用纸。景德镇沦陷后，云都地区陶瓷合作社有很大发展，供应后方需要。韶关的机器社制造了不少农具和辗米机、磨面机、印刷机等等，使许多工业合作社由手工业生产转为机械生产，提高了生产能力。

西南区办事处划分后，湘桂区办事处迁桂林，滇黔区办事处设 昆明。湘桂和滇黔区办事处在桂林、柳州、全县、新化、贵阳、昆明、大理等十五个地区建立事务所，开展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工作。湘桂区合作社最多时有三百多个，滇黔区也有一百多个。合作社社员和工人都是从抗日前线后撤的流亡工人和技术人员，有些技术人员相当于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合作社的机器、设备大部分由工人自己设法搬到后方来，因陋就简，补充改装加以利用。合作杜绝大部分是制造生活日用轻工业品，如纺织、制革、机制卷烟、瓷器、造纸、磨面等等。一九四二年“工合”国际委员会陈翰笙到桂林，对湘桂和滇黔“工合”大力支持。同年孟用潜、勇龙桂等同志又在桂林组织为盟军服务的工作，桂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曾与盟军签订合同，为盟军制造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品。机器社负责修理卡车、吉普车，建筑社修筑道路、机场和一些临时住房，都做了大量的支援盟军的工作。总之，湘桂和滇黔“工合”一九四二年后对支援西南地区，特别是滇缅路上的军需、民用，引进国外的运输工具和小型机器设备，都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一九四二年七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材料，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七十二个“工合”事务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三千个，社员三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二千五百万元，社员股金六百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约八千万元（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期间，货币价值基本稳定，所以以上数字是接近实际的）。工业合作社分布情况，东南、西北两区合作社的数目居第一位，约占合作社总数的一半，其次是川康和湘桂，各占百分之十六上下。“工合” 在上海发起时，原计划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游击区、前线和大后方，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实际组织起来的工业合作社，仅及原计划的十分之一。

八、“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组织和它对中国“工合”的支援

一九三八年八月“工合”在汉口刚刚建立组织，一些留在沦陷区上海的爱国人士和国际朋友就首先组成上海“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委员会推举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为主席，一方面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一方面捐款支援“工合”。“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工作开展以后，越发感到必须发动群众，并同吋争取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工合”运动才能得到预期的发展，单靠国民党官僚主义机构的支持，这个运动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以后，艾黎先生就委托美国朋友普律德小姐去香港，在宋庆龄先生的帮助下，进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筹备组织工作。一九三八年年底，艾黎又叫我从重庆去香港，向宋庆龄汇报西北“工合”的初步组织情况。宋庆龄非常欣赏“工合”的做法，对“工合”的初步成就感到兴奋，她马上就倡议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于是“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正式组成，由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担任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陈翰笙为秘书，陈乙明为司库，委员有斯诺、艾黎、普律德小姐和港澳地区一些爱国人士钟秉锋、郑铁如、何东，以及宋子文等共二十多人。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又分别在马尼拉、纽约、伦敦成立“工合”推进委员会。马尼拉“工合”推进委员会是斯诺前去组织起来的，于一九三九年夏，组成一个百人委员会，委员中有国际朋友和爱国华侨，由当时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主席为博雷博士，总干事为但诺尔先生。普律德小姐和斯诺负责组织起来的纽约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委员也有百多人，名誉主席为罗斯福总统夫人，主席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颜录尔将军，秘书是普律德小姐和拉铁摩尔夫人等。伦敦“工合”推进委员会的名字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推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由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担任主席，英国《新政治家和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女上担任秘书。“工合”国际推进委员会成立以后，在香港和国外各地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宣传“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朋友当中募集捐款，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应英、美“工合”推进委员会的邀请，访问美、英各地，并参观两国的合作社组织。我亲眼看到两国“工合”推进委员会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深入广泛，在他们宣传中国的资料中，着重介绍“工合”对抗战的贡献，特别是对解放区群众的抗战情绪以及“工合”在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介绍得格外详尽。这对帮助英、美一般群众了解中国国内实际情况，特别是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的情况，贡献极大。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英美“工合”推进委员会的捐款多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合作社组织，例如英国，“工合”捐款多是各地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个人节衣缩食，几个便士、几个便士汇集起来的，虽然数量不大，但意义深远。根据我掌握的各方面材料，到一九四六年为止，仅英、美两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工合”的捐款，英国大约在十万英镑以上，美国大约三百多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食、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对“工合”的捐款，共计约五百万美元左右。

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为什么命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呢？ 因为当时参如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的多是英国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他们考虑到中国“工合”在抗战期间做了不少贡献，认为抗战以后在新中国建设中，“工合”'将有更大的发展。他们想和我们建立长远的业务上的关系，与其对中国“工合”捐款，不如向中国“工合”投资，供应中国“工合”发展中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然后在他们国家推销“工合”的产品。英国的消费社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两个批发合作社，历史悠久，有雄厚的资金，可以对中国“工合”贷款，扩大业务联系，这要比零星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英中合作发展公司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派英消费社领导人、国会议员胡特牧师带了一位工程师来中国访问，主要是想同中国“工合”领导人具体商谈战后业务联系和贷款问题。他们在中国停留一个多月，遍访了西北和川康两区的工业合作社。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捐款，不通过中国工业协会，直接汇交“工合”各区的受援单位，这就使捐款能及时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的具体工作上去。这一点，对各地“工合”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西北区“工合”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办了十几期合作指导和生产技术短期班，收容几百名沦陷区流亡在后方的失业青年，经过训练后都参加了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又如，西北区“工合”的妇女工作、“工合”医院和保健工作，在开办初期，经费和需要的药品和医疗设备，都得到“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维持“工合”职工的健康，使“工合”职工的子女都能受到正常的学校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这些教育和福利事业的经费，后来大部分都由工业合作社的联合社承担起来，但在开办初期，没有“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支持，在抗战期间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办不起来的。西北区“工合”创办的培黎技工学校，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办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学校内的一切机器设备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捐赠的。“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直接在成都办了一个“工合”研究所，办了几期“工合”训练班，训练各区“工合”工作人员骨干，还做了不少业务实际和理论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书刊。“工合”国际委员会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解放区“工合”的支援。国民党虽然拨给“工合”总会一部分贷款基金，但大部分用在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合作社，拨给解放区的贷款基金很少。当时政府银行也歧视解放区工业合作社，对工业合作社进行贷款，限制只在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尽量避开国民党的干扰阻挠下，采用种种方式，从财力和物力方面支援解放区“工合”事业。艾黎、陈翰笙、廖承志诸同志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到成都，名誉主席还是宋庆龄先生，主席还是香港主教何明华，另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为副主席，由金陵大学教授、“工合”成都研究所主任史迈士担任秘书，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担仟会计。委员共二十几人，除原来的斯诺、艾黎、普律德、陈翰笙、陈乙明等人外，又增聘李约瑟、吴贻芳、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梅贻宝、赖普吾等为委员。一九四九年全囯解放后，“工合”国际委员会又迁到上海，于一九五二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正式宣吿结束，档案和财产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接管。

九、参加“工合”、为中国抗战贡献力量的几位国际朋友

“工合”从一九三八年发起，到一九五二年宣告结朿，在这十余年期间，同情中国抗战，参加中国“工合”运动的国际朋友是不少的，这里只介绍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位。

(一）斯诺(Edgar Snow)先生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Nym Wales)是最先进入陕北解放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写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情》，是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和解放区情况的报导，对帮助国外读者了解中囯革命的实际情况，起到了很大作用。斯诺是工业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在国内和国外为“工合”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九年他第二次去陕北，途经宝鸡，看到我和艾黎住在两间破烂的屋子里，临行时留给我们几百元钱，后来我们就用这笔钱在宝鸡西门里盖了几间房子，我和艾黎在西北“工合”工作期间，一直住在这里。也就在这几间房子里，我们招待了许多国内外友人，例如：由柯棣华参加的去解放区的印度医疗代表团，到敌占区和解放区采访的美英名记者白修德、加菲等等。一九四二年国共双方和谈代表林祖涵、张治中、王世杰路过宝鸡时，因天雨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临时住在这里，而他们三人都是“工合”理事会的理事。一九三九年和以后，斯诺和他的夫人经常为美、英几家主要报刊写稿，对“工合”做了大量的报导。他还写了《复始(原文：方生)之旅》（即《我在中国的十三年》，他的夫人写了《中国的民主建设(现多译为：中国为民主奠基)》，对中国的抗战和“工合”工作都集中做了介绍。解放后这两位朋友一直不断来中国访问，并不断写文章，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真挚地致力于加深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二）艾黎(Rewi Alley)先生，新西兰人，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复员后回到新西兰，和几个朋友合伙搞了一个牧场。后来他退出，把资金都给了他的朋友，到一家澳大利亚化肥公司做职员。一九二七年他随这家公司的船只航行五、六个月，最后到达香港，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四一二 ”政变后的第九天)到达上海。到上海后，他先是在英租界工部局消防队工作，后来到工业科担任科长。他在上海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如何虐待和屠杀工人和革命青年，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感到愤恨和不平。后来他认识了一位美国学校的教师高利伯令，是一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又认识了鲁迅和退休后住在上海的金陵大学教授培黎，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愤怒和不平变为要求改革和进步的力量。他同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的外国朋友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组，参加的人有马海德（医生〉、史沫特莱（名记者)、耿丽淑（女青年会干事）、罗赛尔(女青年会干事)、韩思（名记者，后来在新四军中工作,不幸牺牲)、密勒〔医生)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史沫特莱和韩思已故去，耿丽淑、马海德、密勒现在还都在中国工作，罗赛尔现已八十多岁，还在美国致力于美中友好工作）。一九二九年华北大旱，一九三〇年长江大水灾，艾黎这时参加了国际救灾工作，曾到达河北、山西、绥远和武汉水灾地区，看到了在苦难中受折磨的勤劳可爱的中国老百姓，又看到了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官吏和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此他更加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救灾工作结束后，他带了两个中国孤儿回到上海，他一直就和这两个青年在一起生活，送他们到中学、大学读书。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两位青年和上海其他一些进步青年一道奔向陕北解放区的延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后来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艾黎在上海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八年“工合”组织成立后，他最初担任技术顾问，负责整个“工合”的筹备组织工作，后来又兼任东南区办事处主任，又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我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直同他一起工作。这期间他走遍中国南北各地，在穷乡僻壤和中国同志一道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辞辛劳，今天的工作一定要在今天做完，决不留到明天。平常是这样，在旅途中也是这样，卡车到达一个地方停下来后，他稍微洗洗脸、手，又在打字机前工作起来了。在我和他的多年接触中，他对中国老百姓的热爱，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情，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分子的鄙视，为此而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我自己深受教育。由于艾黎对“工合”工作的贡献，国外朋友谈起“工合”来总是联系到艾黎的名宇，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工合”的同义语。

(三)何明华(Bishop R.O.Hall)先生

英国人，香港英国教会主教，一直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先是在香港，后来在重庆，昆明和西安，一向同情中国抗日，不断宣传中国抗战和“工合”对抗战的贡献。由于他在宣传中经常大量介绍解放区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在一个时期里被人称为“红色主教”。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香港主教，致力于英中友好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香港时，新华社举行北京解放后第一次盛大酒会，他是被邀请的少数外囯朋友之一。

(四)何克(George Hogg)先生

英国人，牛津大学学生。一九三八年，作为美国一家杂志的记者，他来到武汉。武汉陷落后，他带着青年的好奇心，由香港经北京转到延安，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在这期间，他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一九三九年初，他到宝鸡，被艾黎留下，担任西北“工合”的秘书，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他在生活上吃苦耐劳，和“工合”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待遇也和中囯工作人员一样。在这期间，他经常到西北各地采访工业合作社的活动，写出报告，供“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能熟练地演唱救亡歌曲，并能自编革命歌曲。他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经常说他如参加政党的话，一定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三年以后，他以全部精力帮助西北“工合”和艾黎主持培黎技工学校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山丹因病逝世。他生前还写了一本题为《我见到了新中国》的书，记述他在解放区延安看到的中国人民坚持民主和抗战的高昂情绪。

(五)戴乐仁（J.B.Tayler）

英国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合作专家。解放前对中国华洋义赈会在华北地区开展组织信用合作社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以后又亲自参加和组织华北工业改进社和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对解放前在华北地区用合作社方式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产品生产运销合作社，都做了一些启蒙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京，改任兰州中英科学教育馆的顾问，教育馆馆长是前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工合”在西北开展以后,他和梅贻宝一直对“工合”工作，特别是兰州“工合”给予积极的支持，帮助制定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和合作社会计财务管理制度，并在“工合”主办的合作指导人员训练班上讲课。只要“工合”工作有需要，兰州科学教育馆就派他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前来帮助。后来他又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副主席，还亲自帮助成都“工合”研究所的研究和训练工作。“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先是薛觉民，后来是张官廉，都是戴乐仁先生在燕大时的学生，还有一个皮革合作社的经理曹天钦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工作都得到戴乐仁先生的大力帮助，做得十分出色。后来，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到兰州访问，戴乐仁介绍曹天钦做李约瑟的助手。曹回国后在科学院工作，对胰岛素的研究制造做出优异的成绩。

(六) 普律德(Lda Pruitt)女士

美国人，父亲是传教士，她出生在中国山东烟台，井在那里度过她的幼年时期。后回美国学习，毕业后再回中国，“七七”事变前，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即现在的首都医院）从事儿童保护和福利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上海，结识了斯诺和艾黎，从此，她就一直投身于工业合作社的推进和宣传工作，先是在上海担任“工合”推进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又到香港帮助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她衔宋庆龄先生之命去美国筹组“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成立后，她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一九四六年初我到美国访问参观的时候，受到她的接待，同时也看到她确实在美国为宣传“工合”、宣传中国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工合”的国外捐款来说, 美国占第一位，这是和她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她说她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她热爱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抱有深厚的同情，立志要一生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服务，为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服务。“工合”国际委员会结束后，她继续致力于美中友好活动，她现在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还是美国美中友好协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后，她曾两次前来中国访问，得到宋庆龄、邓颖超两位同志的接待。

(一九七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