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的山丹现县城弱水河边，一座橘黄色带尖顶的西式建筑十分惹人注目，这所房子所在的庭园门口是十数米长的一面大理石墙，墙上刻着七个浑厚有力的金字——艾黎与何克陵园。这里长眠着两位中国人民诚挚的外国朋友——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和英国的乔治·何克（George Hogg)。

艾黎与何克，一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呼吸长达60年之久的老朋友、老战友、老同志；另一位则是在中国8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为大西北的农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青年人。一位是度过了硕果累累的90春秋而仙逝；另一位则是壮志未酬便过早地告别了人生。然而，他们两人都具有同样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都为同一个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生前为创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同洒汗水，死后同在他们所热爱的山丹土地上安息……

在中国，不少人早已听说过艾黎在山丹办学，10年创业，10年树人的故事。但人们至今还不大熟悉这位在中国革命中成长的英国青年的感人事迹。乔治•何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来到中国，并投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什么他在山丹人民心中留下了如此亲切的印迹呢？

乔治•何克于1915年生于英国。小时候在基督教和解团契影响下的一个瑞士学校寄读，一年后回英国上小学，又继其3个哥哥之后，进入牛津瓦德哈姆学院学习，成了那里的橄榄球足球俱乐部秘书和校队队长。1936年暑假，他口袋里装了4个英镑，同一个学者以搭车旅行的方式跑遍中欧和东南欧，对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波兰、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式作了一番考察，增长了不少见识。第二年当他拿到了文学士学位离开牛津时，恰好姑母穆里尔•莱斯特 正计划进行一次与和解团契挂钩的环球旅行。何克的父母认为不管他将来选择什么职业，这样一次旅行经验将终生有用。就这样，这位22岁的牛津大学生辞别了故乡，投向一个广阔的新世界。

他在美国广泛旅行后，经过日本来到了被战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上海。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使他大为震惊，原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百姓竟过得是这样非人的日子！何克决定在中国停留一段时间，认识一下她的人民，并从内部了解他们的问题。到了他们该动身回国时，他恳求说：“姑妈，真对不起，我实在不愿离开这里的人民。”从此，他真的再也没有离开中国。

中国革命的新课程

1983年夏，何克作为合众社的自由撰稿记者来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他同艾黎相识。艾黎描写他是个“漂亮的、健壮的小伙子”、“谦虚、冷静、不尚空谈”。他那时已经到过延安，而且深深感受了延安精神。他是同一批外国记者一起去延安的，在那里停留不过一周左右，但延安崭新的社会风貌给他打开了革命的眼界。他越来越向往到解放区抗日前线去看看战争对那里的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影响，了解一下解放区的新型社会。不久，他成功地从北京溜过了日本人的防线，进入晋察冀游击区。

行至定县附近，何克不幸得了伤寒，病得奄奄一息，一位为白求恩大夫自北京购买医药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在河北的一个农村偶然遇上了他，把他带到了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开办的小诊所。在霍尔的精心护理下，他死里逃生，慢慢恢复了健康。他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和病友及当地的青年人相处得像亲人一般。他领着他们学唱他从延安学来的歌，同这里的边区干部聊天，学中国话。霍尔给他讲了许多旧社会的悲惨故事，他贪婪地听着。他从亲眼见到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希望和精神面貌中证实了：“边区政府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在晋察冀，何克会见了聂荣臻总司令。作为聂将军客人度过的一周，使他大为开窍。其后，他同聂总一道去阜平边区政府所在地，何克把这里描述为他“迄今生活过的、包括牛津在内的所有地方中最美的世界”。他和派来的陪同人员在边区各处参观，几度冒险通过日军封锁线。在“九•一八”事变7周年纪念日那天，到达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司令部，受到了八路军指战员的热情招待，使他毫无身处异地之感。朱总司令劝他继续按原计划去宝鸡，要他“真实地、鲜明地报导他所见的一切”。

后来，何克果然把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如实地写进了他的第一本书《我见到一个新中国》，这本书于1945年在波士顿出版。碍于战争环境，他在书里不能畅所欲言，许多人物和地方都用了化名。但这本书得以出版还是十分令他鼓舞。他珍惜这一段“常常感到一天之内像是活了一辈子一样”的经历。他完全沉浸在中国人民火热的抗战运动之中了。

他来到了工合

1939年初夏，何克来到工合在西北的总部所在地宝鸡，在这里又一次见到艾黎。他渴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做些工作。工合给了他一个不拿工资的职务——对外宣传秘书。这个工作虽然繁杂，却使他有机会往来于重庆、宝鸡、兰州、洛阳等地，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士气低沉，灾荒频仍，民不聊生——一幅同红军游击区截然不同的景象。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哪里？这时何克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宝鸡，何克很快成了工合妇女部最受欢迎的人，并且爱上了一个叫小任的姑娘。这里的女孩子大多是投奔延安未能通过封锁的进步女性，参加工合的纺织、织布生产和照顾孤儿工作。何克的工作热情和组织能力使他很快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对象。最后，他终因掩护一个名叫张微微的14岁女孩子去参加演剧三队，不慎走漏消息，无法再在妇女部工作下去，而那位他所钟爱的姑娘也从此失去了联系。

1941年春，何克担负起了整顿艾黎为培训工合干部所创的技工学校——双石铺培黎学校的任务。这个学校由于管理不善，当时正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何克完全赞同艾黎的办学方针，认为学校应以生产教学为推动力，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不能脱离周围人民的斗争。他一上任就立即动手修缮校舍，把艾黎视察工作时住的一所房子改建成学生宿舍，自己和艾黎则住到山坡上的窑洞里。一年后，学校完全改观，规模虽不大，但生气勃勃。何克被正式任命为校长。

也就是在这期间，何克这个年仅26岁的年轻小伙子，为了解救我党一位姓聂的地下工作者一家的苦难，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故事是这样的：

聂家4兄弟的父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逃到了解放区，同留在宝鸡农村的家人断了联系。何克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收留了4人中两个大的，把他们送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上学，把4岁的老三和两岁的老四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然而，已身患癌症贫病交迫的母亲不久又辞别了人世。何克曾尽一切力量挽救那位农村妇女，当得知她已病得垂危时，何克马上赶到她的家里，在那里他看到了难以想象的人间惨景：母亲瘦得皮包骨，瞪着大而无神的眼睛在灶火旁蹲着。那个最小的孩子挺着一个胀大的肚子，一声不响地靠门站着，头发长得老长，里面长满了虱子。何克先为老四剃了头，洗刷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后来好不容易劝通了病人去看病，给她洗脚，套上长裤、扣好棉袄的扣子，然后抬上担架，送到工合的医院去抢救。然而，聂妈妈还是死了。她临死前把四个孩子委托给了身边这位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以老三和老四营养不良的严重情况，放在孤儿院是难以照料的，唯一的办法是给他找到一个家。但是，谁敢要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的孩子呢？

何克怀着对聂家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决定自己收养这四个兄弟。从此，何克不管走到哪里，都把他们带到身边，忠实地履行着作父亲的全部义务。

在大西北安家落户

作校长的重任和照顾孩子的家务负担使何克日夜操劳。往常红润而英俊的脸庞也日渐消瘦了。尽管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学校既缺经费，又少工作人员，但在何克的主持下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敌人也变的更疯狂了，为了避开日本侵略军的破坏和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培黎学校决定迁往更偏僻的甘肃小县城山丹。1944年冬，天寒地冻，风雪漫天，何克率领60多名学生翻山越岭，开始了一次1千公里的“小长征”。用大车、毛驴，把全部校产从双石铺运到了山丹。何克在迁校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组织能力和不怕苦的精神，给每个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何克一到山丹便马上投入了建校工作，他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破庙中修起教室、宿舍，装机器、开荒地，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短短几个月，一座朝气蓬勃的新型半工半读的工艺学校便在山丹站住了脚。

然而，意外的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身上。一天何克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不慎伤了脚趾，感染了破伤风菌。艾黎虽然多方求医找药，可是，在当时贫困落后、交通闭塞的山丹县，破伤风竟成了不治之症。1945年7月22日，何克在顽强地同病魔斗争了3天之后，终于被夺去了生命，时年仅30岁。

“我的一切都送给培黎学校”

在何克去世的前几天里，艾黎一直守候在跟前，一次次的痉挛使他经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只要安静下来，他就要求艾黎给他念书听，在念到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划出来的几段时，他微笑着说：“就是那些话使我开始思索许多问题的”。他还要求念《共产党宣言》，喃喃自语说：“讲得很有道理”。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望时，便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写下了“我的一切都送给培黎学校”的遗嘱，最后告别了山丹。

何克的突然逝世给培黎学校师生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们为他修起了一座坟墓，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下了一位英国诗人的四行诗句，来寄托他们的哀思：

“色彩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逝世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从那年起，每年7月22日全校都放假一天，举行纪念他的运动会，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位为建立培黎学校而贡献了宝贵青春的英国友人。

何克从1938年参加工合工作以后，一直过着没有工资的“供给制”生活，他和中国内地的老百姓一样，吃小米、睡土坑，盖着一床粗蓝布的破棉被和一件天冷时穿用的羊皮袄。除了作记者时用的打字机、手表和照相机外，全部财产就是那床棉被和几件衣服。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培黎学校，把办好这个学校视作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分贡献。

对于何克短暂的一生，艾黎曾有过极高的评价。艾黎把何克看作是那个时代的英国青年中最有远见、最有抱负的代表人物，“是被中国革命锻炼出来的人民大众在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时的又一个带头人。”艾黎认为“何克是名副其实的英国普通人和中国老百姓之间的一个纽带，正如他在五台山遇见的白求恩至今是中国和加拿大人民之间的纽带一样”。为了纪念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艾黎写下了《希望的实现》(中译本名《从牛津到山丹》)—书，详述了他从一个牛津大学生转变成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战士的历程。

在何克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回顾他的生活历程和贡献，不仅使青年人从他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中得到鼓舞，而且从他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勇敢抉择中受到启迪。何克在离开牛津时失去的是个人的安逸舒适和功名利䘵，得到的却是人民永恒的怀念和尊敬。他作为中英人民友谊的纽带和两国青年人的典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间。

(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