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运动是抗战时期由国际友人斯诺和艾黎一起,联合中国的进步人士,争取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成立了kaiyun网址,指导各地的工业协会合作社,采取工业合作的方式,进行适合各地特点的工业生产,生产战时急需的军需民用物品;同时积极争取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支持“工合”,各国进步力量捐资捐物以及贷款给“工合”,开展的一场有声有色的生产自救的“工合运动”。既解决了大量战时难民、技工的生计问题,又为战争时期的军需民用提供了保障。“工合”运动,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国帮助中国的模式;一个国际合作的典范。它主要动员了两方面力量:一方面是争取国际的援助,另一方面是组织中国各种类型的劳动者进行合作,以生产适合各地需要的产品,从而支援了抗战。不仅发展了中国的战时工业,而且培黎工艺学校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出了力,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成为中国西部与世界合作的典范,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仍有它现实的意义。

　　一、工合运动的历史与作用

(一)工合运动的由来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地区,现在都已沦入敌手,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工人,几乎集中于上海一地,现在他们无数人被迫逃离上海,成为流落内地的难民。抗战爆发前上海各工厂雇用男女工人60万人,但到了1938年4月全上海继续工作的工人,只剩有13万人。青岛各工厂的10万工人全部没工干。路易·艾黎与斯诺夫妇在上海时常谈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除非发现一个方法,以动员起劳力、资源,为战争建立起工业根据地,否则在战争中必然失败。因为只有农业牧业的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们认为必须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一方面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一方面也可能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伤病的难民的劳动就业,从而安定后方秩序。用这种方式建起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到取得最后胜利。1937年11月,在上海的一次各界人士参加的“星期一聚餐会”上由艾黎综合他与斯诺夫妇的设想提出建议:建立工业合作社(厂),以合作方式在后方进行工业生产,以供应军需民用物品,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由此由艾黎、斯诺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徐新六、卢广绵、萨空了、王芸五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工合讨论委员会于1937年11月在上海成立。路易·艾黎起草了中国工合发展计划,计划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艾黎想出了“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的简单的名字,同年5月在汉口建立了kaiyun网址。“这一运动得到宋庆龄、周恩来和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阿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和鼓励。卡尔大使写了介绍函,将工业合作的计划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看到这个计划也表示赞助工合,国民政府行政院拨款50000万元,作为推广工合的经费。”^[1]由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并准许他到敌后地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责。1939年6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宋庆龄是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始终是国际委员会的实地工作秘书,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奖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

　　(二)工合运动的发展

　　工合有三个活动地区,“一条是接近前方战线和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一条是在大后方,可以建立带有长期性的工厂和作坊;一条是在比较安全,但是可能遭到日机轰炸的地带——这里工合将为上述两个地区的工合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补充以及必需的技术人员。”^[2]

　　工合运动在艾黎的组织下迅速有效的开展起来,艾黎在汉口迅速集合了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建立机构,以卢广绵为总干事,孔祥熙为工协理事长。艾黎要求卢广绵首先举办一个合作讲习班,主要是讲如何组织工业合作社,讲习班结束后,艾黎又派卢到陕西宝鸡筹备组织工合第一办事处。宝鸡那时是陇海路的西端终点站,从山西、河南逃难来的难民很多,从武汉撤退到西北地区的工人,也多集中于此。卢广绵建议他们集中起来合制、合卖、合作,工合协会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铁匠们非常乐意,成立起铁器合作社,这就是kaiyun网址组成的第一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工协对其制品加以改良,使其不仅能制造农具,还可以供给军事需要。以后不到两个星期又相继建立了织袜合作社、制皂合作社、炼铁合作社、药棉合作社、印刷合作社等。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工合是最活跃的,其贡献也最大,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工合产品的半数。在宝鸡和汉中之间出现了几座工合城。“半年时间就建立了西北、西南、川、康、云南5个办事处,成立了197个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社员达6000人以上,贷款120万元,合作社的门类有50多种。”^[3]到1939年,工合划分了4个区域,工合西北办事处、西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川康和云南办事处。“到1940年6月,工合区域已遍及16个省份,在陕、甘、晋、豫、鄂5省成立了14个事务所,3个指导站,组织合作社361个,社员4528人;在湘、桂、黔3省,成立事务所13个,指导站2个,合作社187个,社员3690人:在川、康两省,成立事务所巧个,指导站5个,合作社467个,社员6378个;在云南,成立事务所3个,合作社40个,社员475人。”^[4]到1943年年底,全国工合组织约3000个。

　　工合首先建立起来的是手工业、纺织、印刷和交通合作社,后来又办起了小铁矿、铸造场、煤矿、金矿、简陋的机器厂、面粉厂、造纸厂、制糖厂、煤油厂、化学品厂、玻璃厂、出版社和电器厂,以及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和账篷的小工厂。各种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作坊和工厂,从类型上有纺织染工业、机电工业、矿冶工业、化学工业、陶瓷工业、食品工业、交通工具以及其它工业,有印刷、笔墨、度量衡、藤竹器、木器、建筑、木炭、卷烟、雨具、伐木、弹花、油篓、牙刷、蚊帐、制绳、染纸、油纸、药棉、布鞋、油灯、油漆、布、轧花、锯木、服装、麻鞋、粉笔、制帽、织席、钮扣、棕器、皮箱等。工合生产合计大小业务140余种,其中纺织染工业约占二分之一,化学工业次之,约占七分之一,冶矿工业约占十五分之一,食品工业约占二十分之一,杂项工业中的鞋袜服装等约占十分之一。总的比例是,以较小工业为主体,日常必需品占四分之一以上,规模较大的矿冶机电等工业不过十分之一。但是工合经过几年发展已显示出他巨大的力量。

　　(三)工合运动的作用

　　首先,工合运动配合军事需要及人民的战时需要,生产了大批物资供应军需民用,弥补了市场的匮乏与不足,对于从经济上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工业合作社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和农具共12万余件;生产的帆布、军布、各种民用布匹共8.2亿平方码;前后4批共完成军毯250多万条;制作各种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件,以及皮件、烛皂、印刷、造纸、食品、土木等各种大量的日用商品。”^[5]

　　其次,工合解决了大量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的生计问题。当时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各战场上下来到后方疗养的伤兵到1940年5月时已达到100万上下。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7个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1700多社,社员2.5万多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宋庆龄指出,“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不稳定。”^[6]承担了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生产自救的任务,大约50%到60%的工合社员是难民,其余的也大多是当地失业工人。东南、西北两区几乎所有工人都是难民,西南区也有不少难民加入工合。

　　第三、工合运动尽最大努力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路易·艾黎1939年年初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就工合的事情交换了意见,不久,建立了kaiyun网址延安事务所,在以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建立了15个工业合作社,其中包括了五金、纺织、服装、文化、化学、食品、土木厂和运输等8类。根据地工业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边区政府及银行的贷款与国外捐款。国际工合委员会通过西北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交汇边区,也有经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等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接连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根据地,促进了工合运动的发展。“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建立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根据地这些为数不少的工业合作社的产品,极大地补充了根据地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起了很大作用。”^[7]工合对战斗在华中的新四军根据地也给与了很大的帮助。

　　二、工合运动与国际合作

　　(一)工合运动是在国际友人的直接发动和组织下搞起来的

　　“工合”运动,是国际友人亲自发动和组织的一场支持中国抗战的运动,是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路易·艾黎、斯诺、海伦等看到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进攻面前,需要工业支持,需要生产大量的物资,以供应战时的需要,他们是本着关心中国革命、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才留在中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他们就作些救助中国灾民的工作,视察灾情,运送救灾物资,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多么需要帮助,同时他们也是一些进步人士,他们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人类进步的知识,诚心诚意的帮助中国人民,不仅自己参加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而且动员世界各国人民帮助多灾多难的中国,帮助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他们搞“工合”运动,不仅动员中国的老百姓参加,而且自己也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艾黎从运动一开始,就不断到各地工合巡视、指导,他不顾所患的骨痛、疟疾、伤寒等病,甚至不顾敌机袭击的危险,用自己的双腿和自行车跋山涉水,跑遍了西北、东南、西南各地16个省份,走过了3万多公里的高山、峡谷、河川和平原,推动各地工业合作社的工作。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几次访问新四军驻区,始终保持着国民党统治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1939年到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三次接见艾黎,鼓励他将工合运动坚持下去,并派刘鼎等人到宝鸡,协助西北工合的工作。斯诺,从开始建议建立工合,就不断地为“工合”的事业奔波,广泛向人们宣传“工合”,1938年,给毛泽东写信介绍“工合”,使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开始注意到工合这个新生事物。1939年夏天,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在捐款最积极的菲律宾华侨中开展工作,组织菲律宾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1940年7月,斯诺及其夫人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请求美国给予中国工合贷款。信中不但列举事实说明中国工合的成就,还剖析厉害,指出给予这笔贷款对发展中国工合事业,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对保卫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生存,维护远东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以及美国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颜露尔将军和卡尔逊将军,及著名作家赛珍珠、著名哲学家杜威等20多位美国知名人士。由颜露尔上将亲自把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1942年2月,斯诺在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亲自召见了他,谈到了工业合作运动,斯诺仍然苦口婆心地为中国工合事业做宣传。

　　“工合”在成立过程中更得到国际友人的鼎力相助。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都给与热诚的支持。

　　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1940年3月到国内一些地方视察,由重庆到云南,历时一个多月。1941年初,卡尔逊少校作为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代表,考察了东南7省的工业合作运动。

　　美国人普艾达,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于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推进和宣传事业,先在上海担任工合上海促进委员会的秘书,后去香港帮助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不久,又受宋庆龄的委托去美国开展工合推进活动,成立了“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一直担任秘书。

　　(二)工合运动得到了国际的大力支援

　　“工合”运动得到国际援助与宋庆龄是分不开的,宋庆龄及其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世界上广泛宣传“工合”,1938年8月15日,宋庆龄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有世界五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世界青年大会上,介绍了“工合”,呼吁各地进步青年,帮助中国的“工合”运动,“我们请求你们向你们的政府陈请,将机器与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我们请求你们的银行家贷款给这些工业合作社,请求你们的青年志愿人士遣派技术人员到中国来,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8]1939年7月,宋庆龄又在美国纽约的《新群众》上发表文章,宣传“工合”。

　　1939年6月,为了更好的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由宋庆龄倡议,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国际工合为创办时期的西北地区工合,提供了大量经费以及人力和物力,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经常为各工合组织招揽业务,1939年一次就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棉衣10万件,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截止1946年底,工合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澳门的工合促进会得到的经济援助约500万美元。”^[9]分70余次支出给各地的工合组织。正如首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在他所写的《中国工业合作史话》一书中对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评价:在抗战最初几年,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工合的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的桥梁与聚焦点。

　　1939年夏天,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在捐款最积极的菲律宾华侨中间开展工作,组织菲律宾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菲律宾总统也很支持,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麦克纳特的夫人弗兰西·福利博士为促进会主席,穆堤主教、嘉拉尼拉法官任副主席,坦诺尔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当地华侨、一些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在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的组织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募了200余万捐款汇交宋庆龄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基金。1940年7月,当艾黎来到菲律宾时,两周的时间就得到了相当法币15万元的捐款。到1941年夏天的2年时间里,菲律宾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经手募集捐款已相当法币30万元。美国人普艾达女士,积极参加中国的工合运动,并受宋庆龄委托去美国开展工合推进活动,不久便在纽约成立了“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并努力使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主席,原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普艾达女士则一直担任秘书。经过该会的努力,中国工合得到了广泛的宣传。1941年2月13日,在美国好莱坞,成立了“好莱坞洛杉矶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由林语堂任主任委员,加富尔德任副主任委员。成立之日即发起百万人签名运动,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参众两院,请美国政府为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以发展中国工合运动。与此同时,在美国各地如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促进中国工合运动的机构也相继成立。1941年4月1日,还成立了由七个团体组成的美国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发动募集援华救济费500万美元的活动。据统计:“从1938年工合组织建立到1945年底,中国工合事业共获得贷款、捐款折合法币约为1.8亿元,其中由政府拨给0.45亿元,国家银行贷款0.12亿元,而由美国各界人士通过美国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以及全美战争基金委员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捐助的为1.2亿元”^[10]

　　在敌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合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全部经费是由海外华侨和美国人士供给的。

　　在英国成立的援助中国工合的组织是“英中合作发展公司”,对中国工合捐款约为10万英镑以上。

　　1939年,巴黎国际商业联合会和国联各捐助1万元给中国工合。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先后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民间组织。

　　(三)培黎学校是靠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同年秋天,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开办了一个类似的短训班,接着又在广西桂林、湖北的老河口、陕西的双石铺、河南的洛阳先后开办过这样的学校,但除双石铺外,其它的学校都未能长久,不是由于财力不足而解散,便是遭到日机轰炸后自行关闭。1940年,艾黎在双石铺建起了西北第一所培黎学校,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主张使用培黎学校这种培训方法的美国人,他认为,贫苦而聪慧的孩子,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更能造就成人才;他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深入中国农村,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艾黎还解释“培黎”在中文里“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

　　培黎学校是艾黎和何克在抗战后期创办并坚持办下来的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学校,是工合运动的继续,它的办学从各方面得到了国际援助,工合国际委员会“送给学校一台柴油发动机和一套电站设备及拉运这些机器的卡车,并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奖金、粮食、书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河南设置的一个分支构构——农工服务社也为学校提供了14辆卡车和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及各种工具”。^[11]学校当时除了少数几位愿意到荒凉的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国教师外,曾先后有来自7个国家的20多位外国教师在这里工作过。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公谊服务会又陆续派恩迪·布雷德、罗伯特·纽威尔、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来学校协助工作。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为学校派来加拿大电器技师、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叶丽华)、哈利·穆尔、希金斯。在送学校设备时,有的人就留下来教学,如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是运送设备的司机之一,后来留下来为学生们教授柴油发动机的课程。奥地利工种师布鲁诺·哈德尔是随车来帮助安装毛纺织设备的,后来在学校教学生们烧制玻璃,并协助设计了新式锅炉,解决了坩埚和玻璃与灰渣易混在一起的问题。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仅在机械运输、煤矿、农场等生产项目中给予学校极大的帮助,还与学生们一起成功地改进了许多设备。从1942年学校创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学校内的一切机器设备几乎都是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得到的。从世界各国聘请的有志于帮助中国的友好老师,讲授适合工合特点、又处于世界比较先进的科学知识,到后来又派学生到外国去学习,可说经过世界各国老师的培养教育,锻炼出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培黎学校具有世界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参考文献：

[1][3][4]《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力量》,《史学月刊》1997年第四期,第72、72-73页。

[2]《怀念路易·艾黎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67页。

[5][9][10][11]《工合历程》,金城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209、175、184、168页。

[6]《析工合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影响》,《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二期,第72页。

[7]《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第100页。

[8]《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第一版,第199页-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