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远东问题关键的中国，其重要性是毋庸重复的。然而，欧洲的冲突创造了一个制定具体方案的迫切必要性，这一方案对于这些问题的永久的、建设性的解决将一直起作用。

一个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它将决定中国这块大陆，要么成为被日本垄断的殖民地，被大国瓜分的经济殖民地，要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长期动乱，对峙的战争或者中国的彻底胜利。自1900年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绝不能在友好精神的掩盖下被四分五裂。任何想这样做的企图，只能导致竞争列强之间的未来战争，以及反对不满的中国人民的战争。同样，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无论中国人民，还是外国列强，都不会容忍日本的垄断。基本的解决办法只有一种，这一方案在九国条约中也得到体现，那就是，这些国家一致同意：“（1)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和行政管理完整；(2)给中国提供最充分、最多的便利机会，使其发展和保持一个有效的、稳定的政府；（3)利用他们的影响，以达到有效地建立和保持全中国各民族商业和工业机会均等原则之目的；……”

中国将成为殖民地的中国还是自由的中国，最终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建设一个强大的、足以赢得和保持这一自由的现代工业基础。任何对日军事上的胜利，无论是中国、美国、俄国，还是英国和法国贏得这场战争，都不能确保中国的独立，除非中国有飞速的工业化。否则，这个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就仍将受日本及竞争列强的支配。这样一个真空状态，力量枯竭,必然会把帝国主义的影响引进来。旧的循环或者敌对状态以及战争一定会重新开始。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机器时代，谁控制了工业生产的手段，谁就可以控制政权。主权取决于起作用的工业基础，应该强大得足以与其他工业国妄图控制的力量相平衡。一旦这种平衡建立起来,互惠贸易和商业就可以进行，金融贸易就可以在各国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就不会存在弱国成为强国的殖民地的情况。

不顾战争的一切苦难，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正在持续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正由于这一原因，这一斗争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传统势力的土崩瓦解，一切有用财力开发的迫切需要，正是可能长期也难以取得的收获。很难发现，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民族运动中，其进步的力量没有被狂暴的枪尖刺伤。如果中国获胜，历史将会记载，这一争取解放的斗争是这个国家所遇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如果中国失败，并非全由斗争不力所致。

这场战争，已为在中国的变革,创造了迫切的必要性和良好的条件。许多病症正在被清除，以便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一条干净的大道。远东的新“秩序”会比日本的想象好得多。这些潜在变化的最重要之点，便是这个国家未来的工业化。这一工业化将采取什么方向呢？

在中国，现代工业已经经历了一个特别不良的发展过程。它是在通商口岸中外国帝国主义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不可能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大生产相竞争，除非对劳动者的待遇比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要糟糕。于是，中国便以合同制和学徒制的方式，雇用比例相当大的妇女和童工，通过这些方式，她们确实成了奴隶。据估计，1927年以后，上海工厂工人中，有约60%是二十岁以下的年轻姑娘。在1925-1927年革命时期，正由于劳工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有强烈的造反精神。革命失败后，厂主借机解雇先前的雇员（不少雇员在那几年里已被杀害），用更为驯服的一类人替代。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仍然是妇女和童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的工业以巨大的刺激，这如同在日本的情况一样。然而，当二十年代末期的大萧条到来时，却没有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带来像世界其他地方那么严重的影响。事实上，上海却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资本从国外转移进来，寻求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日本和英国资本特别占有优势。英国在中国的纺织厂兴旺起来，而那些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却衰退下去,其工人开始接受失业救济。

同时，在中国国内战争中，中国地主的资本和军阀的佣金，也从内地转往通商口岸，寻求外国保护。其中大部分闲置于银行，只有一部分投资于工厂。

于是，中国的工业便集中于沿海一带——上海、天津、无锡、香港、广州以及长江沿岸的南京和汉口。在日本人的眼中，这是值得羡慕的。日本人便于1937年着手消灭它。一份关于中国工业殖民地形势的评论，并不乐观，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在1932年战争之后，中国人在上海的日占区虹口,修建了成百上千的新工厂，1937年，几乎所有这些工厂都遭到破坏。

中国内地缺乏运输能力和彻底的改革，使得沿海工业利用中国市场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中国便不断向国外出口纺织品和棉纱，同日本展开竞争。上海能够通过船运向南洋出售货物，其费用比向几百英里之外的内陆还便宜得多。

世界大战后，金融国家资本的大量输岀，会使中国很快沦为殖民地。闲置的资金一直在等待着攫取每一个可行的新领域，只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内战使得投资环境不那么稳定。1935年，中国红军一被赶出南方，英国投资者就对中国南方抱有极大兴趣，因为他们感到他们能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对英国和美国资本在中国日益俱增的统治地位的恐惧，导致了日本对中国采取军事占领，并妄图破坏新兴的中国工业的潜力。

中日战争已在中国造成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形势，一种决定性时刻。它不但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影响国际范围的整个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对工业发展极为有利的时刻，可以比得上美国内战以后出现的那些情况，或俄国内战破坏结束以后，实行五年计划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是：一千五百万近乎赤贫的实际自由劳动者大军，以及两倍于这个数目的背井离乡的农民和战争难民，都在寻找着养家糊口的出路,战争时期的破坏急需重建；由于许多年来,外国产品的涌入破坏了中国农村手工业，现代工业市场已遭到损伤，目前存在着对日用商品的实际需求；欧洲战争减轻了中国的经济压力和来自海外的商品倾销(并且开创了对中国出口品的新需求）；国内的战时封锁自动形成了抑制日货和其他国家进口品的屏障；丰富的未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购买机械的可能性，特别是从美国购买。

实质问题就是资金严重缺乏。而生产会很快创造出资金来，正如其他工业国家的情况一样。外国的贷款应该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英国，他们不得不表决圈地法令，以便把农民驱赶到工厂去，他们不得不在公海巡逻，以便保证市场。在美国，我们不得不输入数百万移民劳动力。在中国，日本已无偿地创造出这种破坏的局面，出于这种局面，迫切的建设工作能够发展起来。

这种形势戏剧性的一页当然是日本的因素，这一历史时刻对日本工业也是有利的。日本一心要永远从经济上征服中国，她正在为此目的冒失去已赢得的帝权的危险。

如果中国独立地实行工业化，新的财富将会创造出来，购买力也会增加，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中国将能够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四亿五千万消费者已成为一种神话，并将继续这种神话，直到工业革命通过工资和吸收农产品为他们创造出新的购买力。一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力量平衡将会出现，并将迫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小岛上的居民，真正地同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如果精心设计的“日本满洲国——中国”集团实现的话，继之而来的是相反的结果。中国无法创造新的财富，只能是日本吸干这个国家的血，使它贫困不堪，给本来可能具有繁荣经济的中国留下一片死海，而这种繁荣的经济本可以把整个人类的进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日本和中国两国将把所谓的文明的进步拉向后退。帝国主义将得到重生，成为吸吮中国半死躯体的吸血鬼。那就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战争，更多的以自卫方式在其他国家区域所进行的对殖民地的争夺。当前，对中国的经济征服会有助于日本，但最终将对她有害。由于榨干了中国和朝鲜而破坏了市场，日本就将“需要”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泰国和印度来替代。在这之后，就会转向南美和其他半殖民地地区。在达到这些目的之前，东京和大阪的烟囱未必不会被飞机轰炸，或被炮弹夷为平地，这是对人类的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又一绝妙的贡献。

帝国主义在它的殖民地所造成的萧条，比老牌资本主义在国内所造成的要厉害得多，并且卷入自身的矛盾也要快得多。殖民地居民没有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任何利益，所得到的只是它的一切弊病。金融流向国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比国内更髙的利润。为了保证这种高利润，并承受隐藏的风险和危机，他们所付工资仅够买一碗米饭,并以材料的生产成本价格购买原材料。为达此目的，他们必然要收买并豢养傀儡独裁者，这必然会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继之而来的就是大的混乱。在剥夺殖民地的购买力并破坏了它的市场之后，资本就必须转向受剥削较小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必须同它的竞争对手发生碰撞，于是，另一场战争就会爆发。

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不同凡响的真空状态，不能不对现今闲置在本国的外国资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否则就空白的日程表上，这无疑是一份公开的邀请书。问题是，要么同正在进行征服的日本人携手前进，要么把他们拒之门外，并直接对女主人表示敬意。日本人想借钱，并利用这些钱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偿还利息，而没有政治上的任何优惠。大国们一定会坚持平等地分享果实,如果他们同意给它提供资金，那么，这只能导致未来的战争。

另一条可行办法是制服日本，现在她还脆弱。为此目的，美国可能会在今后两年里同日本交战，或者帮助中国赢得战争的胜利。

然而,无论有无战争，除了中国的工业化，远东这一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本解决办法。不管怎样，中国的工业化即将到来。在中国主权危机的情况下，讨论这一问题似乎相当晚了，但是，从实际出发来看，这种讨论并非为时已晚,虽然这一过程可能比较缓慢。建设一个足以在战场上长期保留一百万或更多的中国士兵及几十万游击队员的工业基础仍然是可能的，并且在这场消耗战中，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自由中国的工业化就意味着降低日本人对利润的追求，阻止她的经济计划的实现。这必然会打击日本国内人民本来已经低落的情绪，同样也会打击她的远征军的情绪。

假定仍然可能使中国国内工业化，还需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同在其他国家现存的生产过剩的消费不足的情况相竞争吗？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帝国主义竞争的伙伴吗？在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泰国和印尼，人们对中国经济统治的恐惧同对日本的恐惧一样浓厚，因为那里的中国移民控制着大部分零售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米价。这就带来了工业化的方法问题——合作经营的特殊意义。如果认为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会像战前一样进行，或者通过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合作的联合外国资本而得到复苏，那就是过时的结论。在中国，沿海一带只不过是另一个国际贸易竞争源。这样的工业把自己的产品销往海外要比销往本国内地容易得多，花费少得多。它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在中国，甚至有一个半法西斯集团，叫喊恢复对西藏、内外蒙古和土耳其斯坦以及满洲，甚至朝鲜的控制，恢复中华帝国。如果给予一个机会，中国人也一定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喜欢成为帝国主义者。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西方人与资助法西斯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毫不相干。但是，我们的确与帮助一个繁荣的、民主的中国利害息息相关。

集中于中国沿海的大工业，不可能很容易地为中国内地服务，除非铁路和公路有巨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不大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它对于提高购买力和改善长期萧条的中国市场不会有多大成效。外国资本将拿回很高的利润。为了同其他地方的大生产竞争,沿海大工业就必然利用更多的机械，并对消费生产者付出更少的总工资。

然而，如果工业在内地得到发展，它将不但供给自己的本地市场，而且创建自己的本地市场。随之而来的总的经济，发展必将使中国工业在国内永不止息的繁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没有跟上帝国主义的步伐，它就无需干涉别国经济。它能够正常地互惠地、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它自己潜在的市场非常大,假如工业化的果实广泛地分配给广大人民群众，它就没有剩余的商品用于出口。在当前集中经营的工业合作社体制下，生产者分享一份利润，但也必须为用于进一步发展的流动基金提供捐款。合作社体制阻止资金财产在任何个体手中的积聚，并使它广泛地分散开来。合作社工业力求稳步地提高工资水平，因而基本解决了“廉价东方劳动力威胁”问题。而这种观念存在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头脑中，并使得工业主想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劳动力如此廉价的地方去，或者像过去那样输入东方工人。

大量的外国资金，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资金，已经在过去涌进中国，表面上，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不少资金作为高额利润，又重新付给贷方，很多金钱在经济上被浪费掉，而政府仍要用税收和关税偿还利息，因而进一步耗尽了国家的财富。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外国资金，都未能使中国发展起来，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往往借给无能的军事独裁者，被很快用于内战。从太平天国时期起,就一直是这样。我们从未把资金借给孙中山，他真正相信，他的国家的经济会迅速发展。如果我们曾那样做的话，中国现在大概已是标准的工业国家，并且一定会成为我们最好的主顾之一，而不是名单上的第十七位。

同时，伤员死于寒冷和营养不良的人数比真正死于伤情的人数还要多。勇敢的中国军队饥肠辘辘地向前迈进，穷苦人民为支援战争正在作出牺牲。只要有二千五百万元的投资就可以给这一军队提供毛毯、衣服、鞋、担架、医疗设备、一般军需品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例如，工合已经交付了四十万条军用毛毯的定货，并已接受了另外一百五十万条的定货。工合的车间已制造出了质量很好的手榴弹、冲锋枪、毛瑟手枪、自动步枪和普通步枪。不幸的是，中国极度缺少经济专家，特别在军事领域，建设一个真正的战争工业的可能性尚未触及。

在自由中国，仍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那些习惯于美国或欧洲效率的无偏见的外界观察者，都几乎没有理由反对促进中国的发展。事情并不是在合作社工业方面已做出了什么，例如，所具有的利益，而是以仅有的很少的组织和技术训练仍然能完成多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部分在美国训练的中国工程师(其中中国工合就有20名，而国家资源委员会才有200名。原文注），用了大约二百五十万元的资金，创建了1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这些资金是他们劝说个体和政府提供的救济金。他们并没有及时收到这笔资金，以便抢救必需的机械，并在工业城市沦陷前进口设备。沿海一带的封锁使得这一工作十分花钱，而且非常困难。这笔资金在工业界资助了一万五千个成员，并至少雇用了两万名工人。中国内地的生产率可以从工合运动所做的下述估计中判断出来：1939年12月，工业合作社整个系列月生产总值平均约三百万元，而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资金还不足三百万元。

人们总不免推测，在自由中国，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和一定数量的投资资本能做些什么？今日的上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甚至现在就可以让它在中国内地发挥作用，最终以低利率偿还，由合作社运动日益增强的力量担保。同时，这对商业、农业、采矿业的刺激将是巨大的。上海、香港和天津贸易行业最终的命运将取决于内地的发展。生产将创建它自己的市场，而中国的军队将吸收大量的产品，可以节省出由于不合理的交换而造成的一、二十倍的巨额进口损失。

在美国，我们正在建造一支舰队，起初旨在反对日本。最初的八艘战舰每艘价值九千万元。拟议中的新型超级战舰每艘将耗资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元，而且需要七、八年时间才能使它们开始服役。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不失时机地遏制日本帝国的野心，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钱的十分之一投入中国的工业，这将有助于击败日本的军事计划及它的经济计划。用建造战舰的一亿美元，我们也许能够建立起四十八万个合作工厂，这将是投一得十。这一战时工业就能够把中国军队和数十万游击队员维持在战斗状态。它将提供普通军火、服装、医药和医院必需品，几乎各种各样的设备。如果战争发生，这样一位盟友,对美国海军来说,应该是值得的。对美国人民来说，使我们摆脱战争，其所值的就远不止一百倍。如果中国获胜，她就能偿还贷款。然而我们总有一天却要拆毁那艘军舰。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很好的利用这艘军舰,我们将不得不送它平安巡航到日本，彻底炸毁日本的军事工业，那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安纳波利斯（美海军军官学校所在地——译者注）不会有人承队动员起四亿中国人和他们的所有财力，会比几艘热衷于恶作剧的军舰更为有效。但是他们将不会否认，一个在大陆上的通力协作的战争基地将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障碍。

然而，主动地援助民主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扩大进步的民主趋势的国际基础，以便在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保持力量的平衡。抛开中国过去的历史，她真正是这个地平线伟大的希望。她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在她后面推一把。我们不能把钱投向毫无结果的事业中去，一定要投入到作为东方民主堡垒的永久性生产基地中去。对中国经济实际的一份阻力，就值日本帝国主义的心头十份的肉，因为寻求有效市场和原材料是日本的生命干线。

西方国家和美国，通过合作工业援助中国，完全可以做到既不损害中国主权，也不包含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竞争，因为这样的工业直接由工人自己控制，因而，这样的贷款，绝不会产生分裂的势力范围。

作为民主运动的中国工业合作的重要性，已由美国驻菲律宾高级特派员的妻子，中国工业合作社菲律宾协会名誉主席弗朗西斯·B·塞尔夫人给予充分表达。在1940年2月20日的电台广播中，她说：

“我们衷心希望，这一方法可以重振中国的整个经济，提高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用丰富的未开采的自然资源，帮助人民解除无家可归和无工可做的双重恐惧…

“工业合作社是中国适应新形势的举措…它们直接同大规模地促进中国民主的运动相一致。每个合作社工人在新的工作中都是主人，因而也是领导。新的社会觉悟在每个单位的邻近地区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经济萧条的世界面前，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突出特性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当我们参与这一运动，并促进其发展的时候，感到十分欣慰。这一运动就其可能性来说，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他们以自己的努力，把亿万人从贫穷、疾病、失望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就足以证明，人类创造性事业具有巨大的力量。

“当地的合作社是自我管理的，因而是民主的…这一首要的、实际的、在民主方面的经验，能够很容易证明，中国正在逐步向共和型的政府转变。”

由于清楚地认识到“时间如此迫切地要求我们的政策，在世界这一地区得以有效的实施”，居住在远东的几百名美国公民，于1940年7月22日，在一份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建议给中国工业合作社提供五千万美元的贷款。这份请领书交给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转递，对亚内尔7月15日在新闻报道中呼吁美国支持中国工合观念表示支持。亚内尔海军上将曾指出：“远东形势的关键在于中国和日本经济的相对持久力。就一定程度上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得到加强，美国就能够很容易得到喘息，在庞大的太平洋海军方面就可以少花些钱。”

这一贷款的见解，正在不断地赢得美国有影响的舆论团体的支持。海军陆战队埃文斯•F•卡尔逊少饺，于8月27日在马尼拉的一次公开演说中，对这一点作了简明的阐述，在这个时候，美国只有向中国提供二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专用于工合的贷款，除此之外，无法在保证中国早日独立，从而在东方重建和平的事业中，做出更为有效的贡献。中国有技术、有人力、有自然资源，如果有了资金，她就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使自己由军事对峙转变为决定性胜利的经济基础。”

作为全美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发起人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在1940年7月24日报业辛迪加专栏“我的一天”中陈述道：“中国人民正在合作社方面进行一项有趣的试验，对此我们会全力支持。他们的成功和他们的经济计划，意味着远东正在同生活在民主政府形式下的人民自由进行交往，这是一种我们希望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日本看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