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和广州沦陷后，中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根本上说，这场战争不再是军事的，而实质上是经济的。

日本的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通过占领和控制所有交通干线和大城市里的贸易中心，他们就能够从经济上统治中国。他们期待着在最初的爱国牺牲时期之后，恶劣的生存条件将迫使内地逐步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内地变成已占领地区的殖民地。他们期望如同在满洲一样，由于人民需要和平的环境耕种庄稼和进行市场交易，人民自己将抚慰正在反抗的农村，并通过“相互负责”的保甲制度压制游击队。如果一位中国农民无法收获他的庄稼，他一家人就要饿死。如果游击队在任何地区袭击日本人及其傀儡部队，日本人将让全村承担责任。为了恐吓人民，侵略者已经定期地烧毁村庄，屠杀居民。教训一个村庄的目的在于恐吓更多的其他团体。

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日本已经系统地破坏或接管了几乎所有的原有民族工业，只有在上海国际区、天津外国租界和香港的少数几个中国开办的工厂例外，虽然如此，这些工厂仍然受外国力量保护。日本人通过这种方法，使被占领区毫无选择地依赖日本产品，而且成为日本的原材料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今天在被占领区销售的货物中，约95%属于日本产品。日本相信，由于数千万战争难民的沉重负担，中国崩溃的农业经济，即使以殖民化为代价，也不可能长期经受住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冲击，一定会被易于使买卖复苏的大机器工业生产所吞没。由于内地的手工业早先遭到沿海和国外机器生产的破坏，内地已变成了中国沿海的殖民地。

日本在建立她的经济垄断中，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是铲除其他大国存留的影响。日本通过对铁路、沿海港口和内河的军事控制，通过对决定着天津、上海和广州命运的河流入海口的扼杀，企图从内部孤立其他国家的贸易，并垄断商品市场。同时，日本希望将来利用这些干线，通过奴隶劳动，开采中国的矿藏和其它自然资源，并把原材料运往本国工厂。

日本人真的要使中国的某些城市工业化吗？正如目前上海战争的迅速发展所显示的那样，目前存在着一个冒险的，但却是绝好的投机的机会。这些草率匆促盖成的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工厂，通常在一年内便可收回全部投资。上海一家大型棉纺厂1938年获利900万元，历史上绝无仅有。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仅仅是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敢于投资。因而，在1940年3月，有三十多亿元在上海闲置，香港同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

如果日本人感到他们的征服是有把握的，不惧怕美国或英国的报复或战争（如果他们有资金），他们至少可以在天津、上海和青岛实施工业化计划。然而，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状况，也不敢肯定要多久才能达到。假如他们能够占有在通商口岸的所有中国和外国资金,他们就会有钱。这是一种诱惑。

例如，米特休行业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设法扩大他们在被占中国领土上的贸易，而迟迟不在工业化上投入真正的资金，却千方百计地企图接管任何现存的中国工厂。例如他们继承了北方七家面粉厂和上海的两家面粉厂。他们在中国的最大投资，上海棉纺制造公司，占在上海宋森第六纺织厂的73000个纱锭，5578台织布机和422台编织机。而且米特休已经接收了北方和南方的许多其他工业股权。

目前，日本人根本无法通过华尔街和伦敦商界的无抵押贷款，而获取大量资金。因而他们现在临时的办法，就是企图通过汪精卫政权，得到所有能获取的中国资金。他们邀请中国人参加“中日”合作，其中，中国人认捐份额的49%,日本人51%。可笑的是，公司的投资资本通常任意提高100%；中国人付清款项，而日本人虽然有51%应付的份额，却根本没有拿出一点钱。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应允这种笑容可掬的邀请，尽管那些拒绝的人都时刻生活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然而，还是有五家中日合办的棉纺厂(42328纱锭）建立了起来，三个在上海，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河北。

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没收财产的粗暴政策，正使中日协作化为泡影，1940年3月18日，日本的西尾年造将军宣布了一项归还被占财产的新政策。据报道，北方的一百家煤矿、发电厂、棉纺厂、面粉厂等正在转归北京政府。事实上，这些小企业本来就是日本军队的一种负担。西尾将军的公告并不包括属于中国北方和中国中原发展公司的工厂，以及它们的三十家子公司——赋予了受全面剥削的权利。因而，中日工业合作仍然是一种海市蜃楼。

长期以来，日本妄图控制中国的纺织工业以及原材料资源。战争期间，日本攫取了四十七家中国人开办的棉纺厂，有纱锭1498098个，并线机107618个，织布机16366个。首家日本棉纺织厂于1900年由永井绵会社在上海开办。在战前，日本人已经经营或购买了中国总纱锭的大约50%，包括49家大纱厂，其中32家在上海。战争期间，据说约有七十万日本纱锭被破坏，其中包括青岛九家和上海两家棉纺厂。据报道，1939年他们打算在上海纺纱厂安装九十万个纱锭。那时，原有32家纺纱厂中的25个正在运营，产品倾销到被占区，其价格大大低于中国纺纱厂的产品。一些闲置的机械也从大阪运往青岛和上海。日本有一个棉纺生产和销售控制委员会，专门经营棉花事务，效率非常低。军队收取了棉花运输中的非常高的“保护税”，一担棉花从南屯州运往上海，原来花费约为三元，而现在竞高达十八元。1938年，中国北方原棉的90％出口日本纺纱厂，价值约为一亿元。1939年，中国棉花总出口降至八百七十万元。中国北方的游击队击败了日本从中国获得她的原棉供应的计划，他们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日本尽管横征暴敛，但她的工业计划仍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即使日本敢于在中国城市建设新的工业，新工业最终会被中国工厂“红色”工人，或中国护卫队夺过来，况且日本在国内也有其他复杂问题。这样的工业将同日本本土的大纺织厂进行竞争，并要在日本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以满足在中国的生产费用。事实上，这将使得规模更大的大机器生产进一步取代劳动工人变得更为迫切。在国内的“红色”（日本人表示饥饿的同义词)工厂工人并不感到满意，尽管米特休商行表示了承担风险的安抚。（美国和欧洲的劳动者和工业界，对价钱比过去更为便宜的日本货物在世界市场上泛滥，也不会感到高兴。）

在朝鲜和满洲的日本工厂里及广东的军队里，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也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市场。他们想要日—满—朝集团成为英帝国的工业基地，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们的殖民地和原料供应地。

日本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如何使她的工业结构平衡，原来轻工业头重，而现在军事工业脚重。轻工业实业家起初并不热心发动全面的“中国事件”。他们仅仅想使中国北方成为棉花和羊毛的来源之地，他们需要东方的和平以便向国外出售货物。然而军队已经帮助了他们，主要是破坏了中国的竞争，并通过在沿海和沿长江而上的军事运输和陆地上的军列出售货物。

日本短命的战时内阁不能同意关于中国的方案。但总的说来，1935年提出的这一计划，旨在在朝鲜和满洲建设一个新的重工业基地，并通过垄断中国市场和原材料加强国内工业。这个“日—满—中经济集团”(朝鲜仅仅在官方的术语中列为日本的部分)意在最终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此作为将来经济和军事征服的基地。

中国在反对这一庞大计划，进行经济自卫的过程中正在干些什么呢？中国的战略有两个方面,无论在占领区，还是在非占领区，都把基点放在消耗战的长期抵抗上面，并且也都没有强大的工业保卫线。

在占领区，日本人战线后方的一切有效的抵抗工作，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其战略是，组织人民进行积极的游击战争和消极的不合作政策，从而将使侵略者不能够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巩固这些地区。在河北、察哈尔、山西和山东几省，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的大约50万部队和游击队，分散成小的机动分队，努力建立人民的永久性抵抗基地。同时，他们骚扰日本的交通运输线和通讯线路，并阻止当地傀儡政权的建立。他们通过这种游击战术，通过千方百计使当地村庄立足于自给自足，希望阻止日本对资源市场和农业原材料的掠夺，并阻止任何形式中日合作的实现。实际上，由于他们在这些贫穷的北方省份没有工业，他们的供给是非常不足的。他们没有爆破工程用的高效炸药，所有的只是几个小兵工厂。军事供应不得不以很高的费用从后方输入。五角钱制造的手榴弹运抵距后方供应地最近的山西时，就值两元钱。几百万遭受水灾和战争之苦的难民使得形势更加危急。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对泛滥该地区的日货进行联合抵制是不可能的，其他办法也行不通。山西省在战争中已经进行了最强有力的军事抵抗，游击地区的中国工合观察员孟云建先生这样描绘该省的形势：

“很清楚，中国工合在这些地区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建立合作社，而是要同日本的经济渗透进行斗争，并帮助军队和游击队取得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我听说，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在山西‘扫荡’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走到哪里，就千万百计系统地破坏各种生产手段，甚至连最原始的方法也不放过。同时，他们企图倾销一种产品而阻碍其他产品。日本凶险的经济政策变得十分明显:他们妄图从根本上破坏抵抗战争，通过经济办法削弱我们的力量和精神。由于存在对任何可供选择货源的需求，日本在山西的经济攻势正显示出成功的迹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一位朋友劝我说，在那里没有希望做衣服、造肥皂、蜡烛和其他日用品，因为根本无法同日货进行竞争。我认为，他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运动的潜在力量，然而他的警告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合需要立即扩展到晋东南去。在生产和封锁的经济战线上共同发动反攻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军队、政府和人民的紧密合作。

“众所周知，由于去年夏天在河北南部和山西东南部发生的水灾，形势更加严峻。

“这些地区和难民所到之处，本身就是紧张的战区，这使形势的严重性增加了一倍。几十万难民对他们自己和军队都是一种漂忽不定的威胁。军队和政府及时给予他们的任何关心，都需要耗费抵抗活动的巨大能量。

“看来，中国工合将是能够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个组织，而其余的人没有时间，而且我们在安置难民去全国其他地方工作的活动中，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那么，当中央政府在游击地区建立起第一个中国工合组织时，八路军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也就不足为奇了。没有工业，甚至抵抗运动的一个暂时阶段也会受到极大的妨害。

在富庶的长江下游流域的被占地区，安徽和浙江一带，叶挺和项英统率下的新四军，及其他部队，正在推行一种类似于北方的计划，采用更大的限制措施，而没有什么的经济防御手段，对抗日本人的渗透。沿着仍然在“自由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不断变化的非占领区前沿，部队采用的主要经济攻势是烧毁、破坏经济基地的“焦土”政策，从而使日本军队不再能够利用这些设备。虽然这种方法减缓了敌人的进展，但却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政府曾希望能够在遥远的西部、西南和西北城市，重建一部分已失去的工业基地，但日本却已轰炸了云南府、成都和兰州。今天，很清楚,我们在战时广泛地依靠小的分散的乡村工业完全是必要的，而且运输费用已使得大工厂产品的销售很成问题，甚至在将来和平时期也有问题。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看到了支持这样一项工程的必要性，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机构。三个月后，汉口和广州相继沦陷，整个沿海很快被封锁，因而，最有效地创建这种工业基地的时机已经丧失。然而，工合从陷落的城市里把机械抢救了出来，尽管费用不断增加，但抢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要是能早一年组织起这一运动的话，它就一定能够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发展。无论如何，几千个合作社工厂，是今天中国已建成的最好的、新的“经济保卫线”。“工合战线”是真正由三条战线组成的，它包括在游击区和前线战区的轻型机动工业组织，包括在第二战线的更多的工厂，其中一些已被疏散了，还包括在后方战线的更有希望的工程。计划建设的三万个工厂中有近两千个已在1940年建成。这些工厂中，只有一少部分建在危险的前线地区，它们是非常需要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中国非凡的进步。

这一运动的进展在许多方面是对中国的考验，表明经济财力是否能够及时动员起来，以挽救形势，表明政治团结和劳动力的动员是否会继续进行下去。对于一般观察者来说，这一运动的最令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一个好的征兆，就是它得到了通常分裂的全体“宋氏家族”的分别支持。由于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引荐，蒋介石夫人最初发起这一运动。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是重庆中国工合组织的主席(理事长)，掌握着政府拨款的钱匣子。孙中山夫人是香港促进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孔祥熙夫人给了十万元贷款和道义上很大的支持。宋子文博士保证提供数目达一百二十万元的银行贷款(并为下次两千万元贷款进行协商），并加入了在香港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生产自救基金会的国际委员会。他手下很有能力的银行经理陈，是该基金会的财政部长。(该理事委员会根据基金周转的原则处理捐款，并且是现今设在伦敦、曼彻斯特、澳大利亚、菲律宾、夏威夷、美国及其他国家，以及在香港、上海和成都的促进委员会的一个联络点。香港的主教，尊敬的霍尔是主席，太平洋关系学院的陈翰笙博士是秘书。自1939年6月该会成立到1940年，它已经处理了私人贷款和救济捐款约二百万元。)

当前，中国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民主的政治和经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战争期间，这不仅有利于把右派和左派团结起来，而且还为双方提供一个都可以接受的重建方案，以避免将来的内战。对这个问题有特别影响的是高举三民主义火炬的中国革命之父的遗孀，孙中山夫人的态度。自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并没有获得她的一致赞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确绝对忠实地捍卫着她对孙中山民生原则的解释。关于这一主题，她最近写道：

“虽然在这一方面的进步仍然是不够的，但今天，在抵抗战争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实现孙中山经济理想的曙光。在许多地方,租税已经降低，荒地已进行耕作。我们战时的重建工作正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并且正在通过像工业合作社这样的组织，沿民主路线，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战争之后，我们盼望看到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所有人民团体将会从其中得到好处。”

1939年12月10日，在呼吁对中国工合进行帮助的无线电广播里，孙夫人进一步谈道：“我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运动能比中国工业合作社更为及时，意义更为深远，这一运动代表了人类的进步，经济的恢复和民主的教育。”

如果宋氏三姐妹及她们的兄弟和丈夫，能够至少就孙先生民生主义的解释取得一点儿一致意见的话，其余中国人团结一致就大有希望。孙夫人一直处于左派反对党位置。孔夫人有一个由现代中国造就的最机敏的商业头脑，这种头脑使她成了整个国家最有钱的人中的一个。蒋夫人采取基督教徒特有的爱国观点，并在过去一直支持合作社，部分原因，是想以他们自己的计谋击败共产党人。在称赞工业合作社时，蒋夫人说：

“他们并没有取代其他形式的工业发展，他们仅仅满足了生存的需要。

“日本人的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正如图谋的那样，造成了对中国工场和工厂的肆无忌惮的破坏。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民将会穷困不堪，士气低落,抵抗精神崩溃…，但是敌人的残酷暴行,并没有使他们的目的实现。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工业合作社作为纠正措施和解决办法而问世。工业合作社致力于搜集并重新雇用手工业工人，收集有用的设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资需要，在这一地区，这些物资能够由原材料制造而成…

“合作社在协助解决难民和伤员问题的工作中，占据了首要地位：为各个中心搜集机器和工具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但正在被克服。当合作社在许多地方涌现出来时，如果能得到设备，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更多的合作社相继建立起来…

“这支援中国难民去开发他们的才能和他们的原材料，以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恢复，以便他们能够对自己必需品的生产作出贡献，以便遭受日本人蹂躏的受难者，可以通过具有国际正义和平等待人的同情支持者的人类爱心，去恢复受人尊敬的公民权。”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团聚，她们第一次公开的一项活动是对工合工场的视察访问。在她们三人所进行的广播中，孔夫人的讲话重点是对工业合作社的称赞。

宋子文和孔祥熙是才能卓越的银行家。宋先生经常注重改进经济的明智方法。孔先生对工业合作社持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因为工业合作社同他长期怀有的建立乡村工业的梦想相一致。1939年5月，他对这一运动进行了如下评论：

“战争开始时，中国通过两个委员会的工作动员起了她的财力，一个委员会专门控制对外贸易，另一个控制农业生产。通过前一个委员会，中国已经能够同世界市场的顾客保持良好的贸易，这反过来又对保持中国的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通过后一个委员会，扩大了提供给农民的借贷和库存物资，已使农民有能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两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有益作用不可低估。正是由于这些团体的努力，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被敌人的破坏所削弱，才能够一直活跃，农民的信贷才没有中断，人民才逃脱了战争的毁灭性打击。

“但是，对于工业企业，直到几乎一年前政府鼓励生产合作社时，才采取了行动。政府立刻解决了由于日本对中国工业中心的疯狂破坏而抛下的四个突出问题。首先，政府提供了中国动员其经济和工业财力的途径，以便提高中国的抵抗力量。第二，政府通过激发国内工业，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创下了新的基础。第三，政府给由于工业厂矿沦落敌手而失业的难民提供了工作。第四，政府帮助从受威胁地区抢救机械，并把它们运往可以恢复生产的内地。

“依靠政府发起并促其发展的这场运动，其意义怎么讲都不过分，这一运动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一条新路。中国过去曾疯狂地从欧洲国家引进新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力量。中国曾认为,对西方国家好的东西，就一定有利于中国。由于这些国家遵循了一条城市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工厂也建在大城市里，随之便是以往那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徒。随着这一工业制度好处的来临，它的各种弊端也迅速显现了出来，这种弊端曾充满了十八世纪的经济史。在欧洲国家，这种弊端在缓慢发展的漫长时期中逐渐出现，不幸的是，在中国，这种弊端随着这种系统不加选择的完全引入，而大规模地出现。然而，这几年里，人们对这种错误已逐渐有所醒悟。经济学家，行政官员，包括作家,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应该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即国内工业的合作，这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更充分地满足形势的需要。这一战争提供了改正过去错误的机会，工业合作社运动将给予极大的促进。通过这场运动，不但中国的经济力量将会动员起来，弥补被占区的损失，而且一定会为将来的新经济秩序打下基础，这种经济秩序更符合中国的生活方式，更能够免除已接受的那种工业化形式必然伴随的弊端。”

总裁的情况怎样呢？没有他的批准，历史车轮就不能在中国转动吗？就管理国家事务和军事事务方法的明智而言，蒋介石，作为行政长官，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对现代经济缺乏充分的理解。在处理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他过多地依赖军事力量，几乎不依靠基本的经济解决办法。他对这场运动的认可，表明合作社的价值不亚于他自己地位的稳定。这件事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外，已经使人们对他领导建设的能力产生了新的信心。他反复强调了生产在保持军事和民众的信念中的重要性。在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的公开演说中，他表示了对工业合作社的态度：

“我们的同胞，不论男女，应该选定一项生产工作，如农业、园艺、筑路、运输或任何一种简单的手工业，尽最大努力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我们必须发扬这种精神，以便于战争时期，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可以一天天得到改进。由于看到了这一目的，政府已组织起了一千多个工业合作社，大规模地从事日用品的生产。我们希望进一步鼓励这种工业组织，它易于建立，而且不需要大量资金就能够以快速、直接的形式完成生产需求。”

当前，重庆政府中存在着既微妙又不稳定的力量平衡。由于失去了沿海一带的现代工业基础，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已经转移到了其余地方，几乎完全落在内地地主和农民的肩上，而政治力量在这两种力量，军队和当地军事力量之间划分开来。除汪精卫集团外，大多数来自南京时期的人员仍然忠诚，但许多政客是无部门可归之人。政府专职政治人员过多，而政府还必须支持他们，以防止财政压力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变成叛徒，并回到沿海地区充当日本人的傀儡。

在战争的这个关键阶段，不稳定因素和混乱到处弥漫，首都恐惧气氛日益浓厚，并处在极度紧张之中。许多政治人员感到失望和冷落，便在失败主义和爱国主义牺牲之间徘徊。他们的灰心丧气呈现出绝望的形式，并常常在肆无忌惮的暴行和反动活动中表现出来。正像“小人”一样，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能明白自己的弱点。秘密集团企图维持最后的控制，活像一个淹在水中的人在猛烈地踩水一样。这种复杂的形势从对待工合的态度中反映了出来。民众的领导相信他们自己，坚信人民的未来，支持运动，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运动的发展，虽然大部分支持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蒋介石和宋氏家族属于这一类，他们使国民的心中感到了一种新的安全。明智的军队司令官和所有的自由分子也属于这一类。反对力量来自“小人'就是那些仅仅从道义和肉体的恐怖行动和维持现状来理解政权的秘密分子。起初，他们搞了一个造谣惑众、诽谤攻击的闹剧，企图给运动打上“红色”而加以扼杀。这是一个庸俗的惯用的计谋,到处行不通。警察进行了一场全面的秘密调查后，没有能够找出一个共产党人。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一位出名人士和一位前银行家的妻子，认为这两个人同全国救世军小组关系过分密切。这一情况减轻了一定的忧虑,但却使反动派产生了通过控制这场运动而将其扼杀的企图，或者利用这场运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今天，在重庆就有极少数谋求佣金和地位的新机会主义者，这其中就包含着危险。然而，迄今为止，这些企图已经不光彩地失败了。

工业合作社在中国的国家生活中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民的运动给了进步势力以极大的鼓舞。自由中国的管理需要新的支柱，不是去支撑沙丘上的摇摇欲坠的权宜之物，而是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永久性的结构。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清楚，这只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在当今，没有一定形式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创造出民主，越民主，建设过程进行得就越快。正是由于政府中进步的、有才能的人员认识到了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支柱的需要，对于健康、快速发展工业的需要，他们才发起了合作生产。因而，世界上新建的民主国家中，中国包含其中就不再是一种神话。

在中国内部，地主——农民——军国主义者的力量平衡是一种最危险的混合状态。特别是现在几百万难民和已遣散士兵的景况使这种状态更为复杂。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到底能够把这种压力承受多久。土地革命将意味着内战，而一场工业革命，正如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一样，最终服务于这同一目标，这便意味着没有武力的革命转变。事实上，这是此刻防止中国内战，并把中国的农业地区转变为平衡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然而，除了工业合作社的发起人之外，还没有人主动制定一项应急的全面进行工业化的可行计划。如果工业化不大步发展，在其进展过程中，经济的对抗作用可能会使农村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在内战和外国侵略的长期痛苦中，中国为数不多的工厂，会像现代中国的许多其他纪念碑一样，躺卧在尘土之中。

公平的享受所创造的新财富造成的破坏最小。然而，设法夺走中国地主的一公项土地，你一定会流血，这是人类社会关系史上最不可调和的斗争。在中国土地循环的生死斗争中，已有几千万人牺牲。而这一过程每隔几代就必然要重新开始进行。仅仅从1937年以来，才暂时停止。

那么，近几年来已经完成了原子分裂和再分裂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到底怎样？他们对中国合作工业的看法如何？

从纯机械的观点来看，拥有成千上万名收入微薄而且在一起干活工人的资本家大工厂，是通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快的道路。那便是中国1927年劳工运动的秘密所在。一条甚至更快的捷径可能是像在俄国那样的帝国主义者开办的工厂，或像日本，如果她有资金的话，就要在中国建设企图剥削奴隶劳动的那样的工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通常把合作社充其量看成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并认为，建立这样的合作社有失他们的尊严。这代表了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合作社工人没有要失去的锁链，只有自己已经赢得的小小的世界。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现实的熔炉里经受了长期的锻炼，他们不可能按照教条主义理论选择他们的办法。他们面临着各种不断地变化的因素。无论如何，毛泽东不相信什么捷径。他的追随者，为了在民主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中国其余力量实现合作，已经放弃了许多有利条件。举例来说，为了防止联合阵线中的分裂，他们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俄国的战争供应品直接落入蒋介石之手，而几乎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再回到装备很差的八路军手中。

在中国，国共关系在得到改善之前，看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坏。最近，已经有小规模的内战。如何找到一个共同点的问题，已经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摆在面前。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毛泽东在维持相当单方面的联合阵线过程中，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他需要右翼的支持。这一政策在其他国家已经失败，而中国人执着地坚持这一政策。不容易看出他们从这一政策中得到什么，因为重庆政府一直不打算给他们慷慨解囊。这一联合阵线一直没有沿着经济路线前进，很难想象，没有一个“联合的后方”和一种形式的真正的经济合作，联合阵线如何能够维持下去。毛泽东已经同意在三民主义和民主纲领(一个远离现实的纲领)的基础上同国民党妥协。由于没有一个赖以进行抗日战争的工业基础，没有投资的资金，毛泽东在他自己的地区，急切需要找到一种切合实际的工业化形式，甚至比国民党更为迫切。没有这样的工业化，就很难看到共产党人如何能够继续支持他们的军队，如何能够在没有进行没收财产和土地革命的占领区内支持数百万战争难民，因为政府基本上不给他们津贴费。这当然就意味着内战。中国的红色人士，尽管名字吓人,所遵循的正是一条合理的民主路线，并至少不得不主要依赖合作社进行分配。毛泽东明确地认为，工业合作社总的说来对中国是有价值的，是进步的，并要求把全国范围运动的那些好处扩展到他自己的地区。一位到达延安的旅游者曾问过他对这一运动的看法，作为回答，毛泽东于1939年9月25日给在香港的国际委员会写了一封赞扬信：

“我非常赞成通过合作社，在中国建立许多小型工业…如果有可能在中国北方的游击区和相邻的西北战区建立这种(合作)工业的话，这种帮助将受到八路军和鄙人的极大赞赏和热烈欢迎。”

通过像合作工业运动这样的民主趋向，使国共之间的积极“合作”在将来真正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仅是一种推测，对于那些想知道何时中国会重新陷入内战和混乱局面的人，这种推测可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为了防止中国人在得之不易的、不稳定的团结中出现分裂，许多爱国的中国人，不分海外国内，传教士，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及中国其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一直认为，应当采用一个共同的“合作”纲领来消除现存的障碍，并不失时机的提供一个真正民主联合的基础。从理论上讲，找到一种能够使中国团结二、三年之久的方案应该是可能的，但这四十年来，这种论点还没有得到证明。

让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