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上海的战斗结束了。但在这座城市租界以外的部分，烈火燃烧了一个多月。几个星期之后，日军允许外界人士察看这一地区时，上海市委员会首席工厂视察员路易·艾黎，首批视察了废墟。大上海的中国工业基地已被日本人故意夷为平地，日本人有组织地对整个地区中国人经营的每一个小工场和类似的大工厂极尽掠夺、烧毁、拆运之能事。大量有用的机械被运往日本。整个城市满目疮痍，到处堆满了扭扭弯弯被毁坏的机械，当作废铁，等待船运。

国际租界街道上的难民拥挤不堪，一辆小汽车都难以通过。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的熟练工人,但却同毁坏了的机器一样遭到抛弃。

统计资料汇集了起来，很清楚，破坏的程度更为明显（在上海附近的无锡，破坏程度更加严重，无锡近期的工业增长比上海还要快）。在敌对状态之前，上海有5525家注册的工厂，其中1379家在外国经营的国际租界，343家在法租界，而在这座城市中国管理的部分，有2295家在南道，1182家在闸北。注册的工场数目达16851个，其中5204个在租界，8311个在南道，2848个在闸北。

南道和闸北的工业实际上已被毁坏殆尽。在苏州河以北(主要是虹口)的租界地区,905家工业公司彻底遭到毁坏，1000多家遭掠夺或遭到破坏。

敌对状态之前，上海市委员会注册登记了3800家工厂和工场，在外租界路的那些除外，其状况不甚明确。到了1938年4月，仅有1800家工厂开工，还包括外租界路的工厂，其中750家是战后新建的小厂。市委员会仅对受外国保护的租界区行使裁判权。

在32家日本人的大棉纺厂中，24家继续生产，而许多中国的纺纱厂却被他们没收。在战前中国拥有的31家棉纺厂中，到1939年6月，中国人正在开业的仅有位于租界的8家，而10家新厂已建立起来，用从外部运入租界的机械进行安装。

1937年年底，上海所有工厂和工场的至少80%，已被日本人毁坏或没收。但此后不久，租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工业兴旺景象。复旦大学李建石博士估计，大上海的战争损失总计达四十五亿中国元。一位美国人估计，工厂建筑物和设备的损失达三亿五千万美元。

战前，上海工厂雇用了六十万男女工人。1938年4月，上海所有的工厂仅雇用了十三万产业工人。在青岛，由于中国军队推毁了那里日本人经营的九家纺纱厂，还有十万名工人无工可做。由于城市一个接一个相继沦陷，失业和毁灭继续蔓延。上海——无锡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心脏，这一地区被占领时，中国现代工业工厂总数的约70%遭到破坏，停业或被敌人接管。只有极少量的设备提前转移到内地。汉口和广州沦陷后，中国已失掉了至少90%的现代工业基础。中国的二百万熟练工人都近乎赤贫。同时，日本货物在沿海地区泛滥，并渗透到遥远的内地。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联合抵制措施，没有任何其他产品可用。中国人正在助长因他们自己的屈服而受到的惩罚。

在这场悲剧和破坏之中，一群中国人和外国人来到一起，寻找重建中国工业基地，立即彻底地解决正在挨饿的难民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形势明确地要求建立新型工厂，并把工厂安全地隐藏在内地广阔的地域之中。于是，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想法便油然而生。

许多人都在思考着如何使中国内地工业化的问题，可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就是使政府资助从被毁城市搬迁大工厂的工作，目的在于把工厂从日本人那里拯救出来，并避免另一个上海灾祸。为什么不转移熟练工人并让他们刻不容缓地建立自己的小型合作工业呢？从落后的运输和战争的危险来看，搬迁工厂会浪费几百万元。然而，一组有影响的人聚集一起，设法通过这一见解之前，已争论了几个星期。直到路易•艾黎赞同这一方案并从技术上制定出来时，每个人才讨论实质问题。当他列举他的论点时，反对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次四人临时会议于1938年3月19日举行。4月3日,十一人会聚一堂，组成了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在上海京宫餐馆，主人是梁士纯。(在中国，没有什么事不在餐桌上开始进行。)遐迩闻名的银行家徐新六，对于立即宣布聚会感到吃惊，他完全相信，整个小组一致称赞合作办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选举是非常热烈的，出现的唯一争论是对于方法和手段。会议决定采用“工业合作社”这一名称，因为大家都感到“生产者协会”是一个含糊概念，例如，“游击工业”，“机动工业组织”和“工业后方线防御”。

徐新六被选为主席。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被选为秘书，并同意按职务称呼并隐匿真实姓名身分。梁士纯被选为“召集人和协调人”，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职务，并勇敢地面对日本人大批出没的租界可能给他的道路上带来的不幸之箭。由于那时在上海的任何爱国活动，都经常遭到暗杀活动和报复行为的威胁，会议一致同意对所有人的姓名都保守秘密。委员会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日本人正在企图特别地恐吓中国人和英国人。任何中国人，要参加这一运动，仅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特别是像徐新六这样一位著名的官员。徐当时是上海华侨协会主任和市议会中国成员的发言人。不久以后，他不幸死于日本人之手。

除以上几人之外，京宫成立小组还包括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合作社组织者卢广绵、市议会首席工厂视察员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及四个中国人，出于谨慎的原因，他们的名字尚未公布。这四个中国人中，两个属于上海最引人注目的年轻银行家，另一个是文化和文学协会全国联盟的领导，第四个是中国妇女救济协会上海联盟的一位积极的、有才干的领导人。不久加入这个小组的有：美国经营的上海电气公司的工程师弗兰克•莱姆和吴氏及另一位他们的朋友；两位美国新闻记者；一位中国官员的妻子；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和其他一些人。上述所有人现在几乎都离开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芒森先生一直掌管着财务，直到他1940年逝世。—位美国医生，与当时的中国农村重建工作密切联系，他通常参加会议，并积极地设法照顾国际联盟和其他团体的利益。

委员会成员应邀对如何建立工业合作社制度，如何取得中外对其发展的支持进行研究，并且出版了一本手册，论述了其必要性。手册定名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副标题为“为了新的经济攻势——为了长期的抵抗——为了生产自救——为了拯救中国的工业——为了胜利的和平时期建设。”

这个小小的委员会给自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任务，这正是对中国经济制度革命化和对战争难民自救的总态度。但无法找到一种合作社组织形式的现代计划，以使其适应它不得不应付的复杂情况。大约自1925年以来,农村信贷和供销合作社一直在中国起作用，但常常不怎么成功。然而，政府从来没有尝试过建立工人生产者协会。卢广绵说，他曾试图把合作原则应用于山西一家小铸造厂，但遭到了惨败。合作社专家J.B泰勒那时在英国。委员会在其手册中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引用斯特里克兰的书籍。

委员会赖以树立其信心的坚石便是路易•艾黎，人人都敬仰他全面的判断能力。大家都认为，在中国工业方面，特别在许多年以后的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农村工业研究方面,他是中国最有才能的人士之一。当他做出合作工业一定要办的决定时，每个人，从银行家到工程师，都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

很清楚，期待正在忍饥挨饿的难民产业工人给合作社拿出自己的一份资金是不切实际的。必须从私人自救组织获取资金，从银行或政府获得贷款。起初，人们曾希望能够从红十字会，国际联盟，国际救灾委员会，洛克菲勒农村建设基金会，基督教传教团和其他慈善机构得到基本资金，因为这些机构过去曾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人们还认为,在试验取得成功之后，政府将更有可能提供具体的援助。但是，调查证明，并不能马上得到资金。

好几个星期，委员会竭尽全力，录求足够的支持，以保证这项工程的成功开始，但毫无结果。由于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力有限,看来困难重重，难以克服。但人人都在称赞这个小组，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放弃斗争。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斗争，任何一项有意义的事都不可能顺利开始，特别在中国。委员会相信，他们这粒小小的橡树籽需要的仅仅是一小块土地，一旦它发了芽，就会自然地长成巨大的橡树。

委员会依赖艾黎和他的两位工程师及卢广绵，制定技术规划，依赖银行家们制定一项为它提供资金的计划。一致决定，除非中国政府给这项工程提供充分的保护，就不能依赖私人银行贷款。

有许多危险值得警惕。很明白，一旦合作社开始建立，一定会取得利润，发起者的责任就是要警惕那些无耻之徒控制这场运动，以谋取私利。这便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悲剧，将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利率加在一贫如洗的农民身上，压榨钱财。

委员会不仅要警惕受贪得无厌的银行家、军国主义者、政治家及其他不可信分子的控制和肆无忌惮的剥削，而且要警惕运动卷入政治旋涡，这近乎于普遍的压榨，是中国的祸因。委员会想要干出有利于工人自己的纯洁诚实的事情，开展一场会博得全国一切爱国者和无私人员及海外同情者尊敬并热忱支持的运动，进行一项会嬴得中国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支持，以及难民和工人自己热情信任的工程。

徐新六志愿地同中国其他地方可信赖的政府官员，银行家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他在香港旅行期间，向宋子文和其他人呈交了一份提纲。宋先生同意尽力取得国际联盟的支持，并向日内瓦致电，提出这一要求，但联盟至今仍没有任何回应。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徐新六说几句赞扬的话，因为他在支持内地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创造力。徐新六是上海银行的经理，并且是全上海银行家的老前辈。他是第一位被选进上海市议会的中国人，并且以后继续占据这一席位。在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可能比这个城市的任何其他中国人对他更加尊敬。他的金融利益完全集中在上海的贸易中，一般说来，这样的银行家对全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很少关心。然而，并非良心，而是对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银行业前途的切合实际的理解，使得他在内地促进这样一个进步的运动。1938年秋，徐先生再次去香港,在那里，他帮助协商一笔二十万元的贷款，由宋子文向工业合作社提供。第二天上午，他乘坐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汉口，随身带着几份计划，这些计划一定会引起上海和汉口其他银行家和官员的兴趣。当他的飞机经过澳门附近时，日本人将飞机击落于海中，并用机枪将乘客打死。他过早的逝世对工业合作社运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