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已经过去了。实现创立工业合作社的迫切任务还没有任何具体行动。上海的委员会制定了一项计划，要求政府给予五百万元的拨款，并派了一位年轻的银行家作为代表去汉口呈送。但是，从他那里没有传出任何新消息，普遍怀疑，汉口有人正在把这一计划搁置起来。

要不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中国政府可能将永远不会组织实施这一方案。许多精通英国经济生活历史的英国人不需要任何争论，就可以广泛地证明合作社的价值。阿奇博尔德先生读了这个计划，并研究了采用这一计划解决中国面临的巨大自救问题以后，毫不迟疑地志愿推荐这个计划。他立即将计划送给蒋介石夫人，同时建议将艾黎召来汉口共商实施这一方案事宜。蒋夫人以她通常具有的那种敏捷的决断，同她的姐夫，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博士一起研究了这一计划。几天之后，政府便拍电报给英国大使，请求艾黎来汉口。

这件事又出现了困难，因为艾黎正在担任上海市委员会工业部的领导，还没有人能够接替这一职务。然而，他必须立即去汉口市，否则整个计划就会化为泡影。这位大使打算二、三天内前往汉口，并想带艾黎一起去。艾黎只有两天时间办理离开委员会职务事宜，就只好放弃了大使的个人请求。

1938年6月底，艾黎到达汉口，并未受到汉口有关人士的热情迎接。他发现自己处于复杂的形势之中，各个政治集团在互相倾轧。

由于有最高统帅司令部、孔先生、蒋夫人、英国大使和上海委员会的支持，艾黎的工作进行顺利。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也尽力帮助。(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所有这样的政府顾问，看来要么是澳大利亚人，要么是新西兰人。)

艾黎在汉口的第一件事就是应蒋夫人的特别邀请，帮助监督工业机械的搬运工作，要赶在日本人迫近的占领之前，把机械运往长江上游。过去，只有几家有远见的厂主把他们的工厂从上海迁往南京。现在政府采取主动措施，要求汉口的实业家一致合作，这是一项在战争初期就应采取的措施。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于7月在汉口组织了起来，1938年8月5日正式举行了开幕式。按照艾黎的举荐,全体人员已选举产生。上海委员会的创建者弗兰克·莱姆，吴氏和卢广绵都被请去，而且刘氏也应邀参加。建立起的管理机构包括：主席，孔祥熙博士；秘书长,刘氏；总工程师兼技术部部长,弗兰克•莱姆，吴氏是他的助理。卢广绵被定为西北总部的主任。1939年，梁士纯,也是上海委员会创建人之一，被指定为副秘书长。路易·艾黎的职务是总顾问，后来也是在香港的国际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已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的“中国工合”(缩写形式)，在汉口和重庆是一种普遍的官僚政府组织。它置于行政院领导之下，孔博士是行政院院长，因而也是政府总理。五百万元的贷款得到批准，不过开始到手的只是一小部分，技术人员为保证所需资金，不断地进行争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孔博士个人的态度，孔博士有幸继承了不断增长的世袭利益，虽然他自己的才能也促其增长。

孔博士没有允许中国工合落入重庆政治家的贪婪之手，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的庆贺。工合是今日在政府集团中，唯一正在进行的无党派运动。它由无私的技术人员管理，他们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推进这一工作，做出了相当大的个人牺牲。

1938年8月，艾黎和卢广绵从汉口带着一群难民和一些机械,开始了向西北地区漫长的艰苦跋涉。到达西北三天以后卢广绵就在那里组织起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弗兰克•莱姆和刘氏也大致于同期出发去湖南组织西南总部，接着又成立了四川——西康和云南两个总部。到了1940年初，大约已有一千六百个合作社建立了起来，注册成员达两万五千到三万。统计数字还不十分确切，这是由于许多补给站与外界隔绝，特别在游击区。除了正式的成员，成百上千的计件工受雇于完成军毯定货和其他紧急工作，他们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加入这一运动。每个工合成员和受雇人员赡养着二至五个人。

这一运动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具有非凡品质的个人在工作中的开拓精神。由于这个技术小组成员的正直诚实，一大批热情的支持者便聚拢在周围。自战争开始以来，没有其他运动这样深得人心。这些人是谁呢？在十二名重要的领导中，除了孔博士和艾黎，七个人属于唯一的受训于美国的工程师小组,称为“培黎小伙子”，其中四个是密执安大学毕业生，两个是辛辛那提大学毕业生,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