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合成立的后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就是亨利·福特的故事，就是一位爱尔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及他的“培黎小伙子”的故事，也就是一对单身汉艾黎和坎普林故事。这一故事的线索是分散的，但如果汇集在一起的话，它们就构成传统，这次新的工业运动正是建立在这个传统之上。

路易•艾黎和亚历克•坎普林一起在上海保持着单身家庭，照管着他们的三个中国养子，迈克、艾林和戴维。他们两个人都对中国有深厚的兴趣，并学习读、写汉语。他们最亲密的两个中国朋友是弗兰克•莱姆和吴氏，这两个人都同坎普林一起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坎普林是该公司的总工程师之一。要不是中国最能干的两位工程师莱姆和吴氏从一开始的支持，要不是希望从其他“培黎小伙子”，像刘氏，也是一位老朋友，获得进一步的支持，也许艾黎就会对新工业运动的成功缺乏信心。坎普林当时正在英国度假，假期一年，他是多塞特郡本地人。在英国，他收到了这一方案的消息，作了大量工作，使英国能够全力支持这项工作。他一回到中国，就仿效莱姆和吴辞去了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作，而成为工合荣誉顾问工程师。在欧洲战争爆发之际，他作为香港国际委员会的代表重返英国。

工合行政机关在汉口一建立，孔博士和艾黎就马上派人去请这些福特培训的工程师。说来真巧，行政机关的所有四个领导，刘氏，弗兰克•莱姆，吴氏和梁士纯，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被称为“培黎小伙子”的基督教工程小组的成员，他们之间有着保持多年的友谊。在工合五个基层总部中，有两个也是由福特培训的“培黎小伙子”领导：谭氏（辛辛那提大学），东南总部主任；毛氏（密执安大学），云南总部的主任。这个小组的其他几个工程师和技术员是在基层发现的，包括东南总部的工程师査尔斯·王（密执安大学），西南总部金工车间的领导梁氏，及上海培黎学校从前的学徒。他们曾组织过一个“培黎倶乐部”，梁士纯是该俱乐部的首任主席。

正是大约二十年以前，培黎——福特试验开始进行,这一试验，间接地导致了这一使中国落后的内地工业化惊人成功的努力尝试。约瑟夫•培黎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传教士，是最早相信实用基督教意味着培养工程师、医生和牧师，也意味着建工厂、医院和教堂，以解决严重的贫穷问题和人类苦难问题的人中的一个。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把中国优秀的年轻学生培养为有能力的工程师，以便在创造中国新的文明的事业中，担负起领导重任，正如，工业革命和它的相应的耶稣教带来了中世纪欧洲的复兴。他认为，如果现代工业和基督教携手并进，它们一定能带来中国的复兴。在上海工厂恶劣的状况下，基督精神一点也找不到。他相信，他的基督教的工程师能够带来开明的管理。培黎谋求到了亨利•福特慈善的支持，福特同意在他的底特律工厂培训中国学生。当亨利•福特支持这位有才能的老传教士的见解时，这位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信徒会在某一天，沿着他最近主张的“分散工业”计划的路线，在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大陆的活动中成为先锋。约瑟夫•培黎构想出这一蓝图时，也许曾希望有这样的发展,但是不曾活着看到这一事业的实现。他身患癌症，对他一生七十年的工作深感不满，于1935年自杀身亡。然而，他的学生今天已经实现了培黎先生可能曾经寄托于他们的一切梦想，他们的工作正在朝着引人注目的成就飞速前进。他们没有改造上海工厂的状况，但是，他们已经给千百万穷苦的人民以新的生活，给全民族以新的希望和信心。

正是在二十年代，培黎先生首次挑选了许多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去福特汽车制造厂学习工程课程。福特为他们建立了一所特殊的训练学校，并同意接收一百名学生。起初，并没有多少报考者。中国学生通常喜欢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他们不愿意让机械弄脏他们的双手。但是，一旦办起来，这一方案便吸引了那么多报考者，福特难以应付。培黎把监督和挑选新生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刘氏，刘氏在这一职务上一直干到1925年，才由弗兰克•莱姆接替。（这些人是我们工合的最好的朋友。）刘在接受福特厂的培训之前，刚从辛辛那提大学毕业，莱姆也是新近从密执安大学毕业的。

这时，培黎已返回上海，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反对工厂极其恶劣状况的运动。他使几个工厂厂主确信，在谋取利润方面，技术教育同压榨工人一样重要，于是厂主们同意给职业学校提供资金。正是为了管理这些学校，培黎于1925年将刘氏从底特律召回。后来，刘去了满洲，弗兰克•莱姆被请回接替工作。莱姆在底特律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他自愿放弃这一工作，来帮助培黎开展运动，月薪为120元。直到十年以后,我们才发现他们俩又在一起工作。1938年，刘和莱姆一起去湖南组织西南工合总部。

在上海劳工大危机期间，培黎学校被迫关闭。但学校在开办期间，已培训了几百名学徒。随后，莱姆在上海电力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在该公司，他以惊人的能力很快赢得了一个最高级的工程职务。他是取得这种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而这种职务过去都由欧洲人担任。

吴氏紧步他的朋友刘氏和莱姆的后尘。他比莱姆晚四年从密执安大学毕业，成为机械工程师，然后又在福特工厂接受了实际训练。培黎先生也请求他回上海帮助学校的工作。学校关闭后，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汽车修理厂。但最近他在上海电力公司得到了一份很好的技术工作，同他的好友莱姆在一起。

梁士纯在福特学校工作一年半之后，放弃了他的第一爱好——工程技术，而喜爱新闻与公共关系。他成为在北京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主任。

情况已表明，培黎小伙子们已走上了所有从美归来学生的道路。他们都结了婚，有了小孩，总有一天要把小孩送入大学。他们都有满意的工作，其中三人在美国人开办和管理的公共机构工作，过着舒适的美国式生活。刘氏曾成为管理三千万满洲人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曾在张学良沈阳政府财政部任职，并且是建设银行的经理。

日本的侵略开始了。1931年日本人夺取满洲时，刘氏首先受到影响。这位六英尺高漂亮的满洲拓荒者的儿子，被迫离开了他的家乡。

他到了上海，他的技术资格使他取得了黄埔江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尽管收入可观，但刘对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枯燥无味的工作很不满意。他便同他的老朋友约瑟夫·培黎协商一致,两人一起去内地，在中国的重建事业中做更基本的工作。孔博士任命刘为安徽省和县县长。两年内，这个县便出了名，成为三、四个模范县中的一个。政府管理清明，农业发展，植树造林着手进行，其他改革措施推行顺行。（上海的梅德赫斯特学院是艾黎也很感兴趣的一所学校，该院的拉尔夫•拉波伍德曾经常在暑假中带领他的学生去和县做农村工作。拉波伍德现在正作为工合的顾问协助艾黎工作。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现在是中国工合的基层领导，正如艾黎所说的，“承担责任并取得成果。”）

刘氏来和县之前，和县曾作为长江一带管理差的县之一而臭名远扬。刘解雇了所有不称职的税收人员和腐化的官员，清除全县的吸毒和赌博现象。他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当中国政府提升他为国内事务专员派往甘肃时,农民一群一群地前来跪下，乞求刘氏留下。刘保证找一个好的接班人，并选中一位福特人接替这一职务。同日本的战争爆发以后，刘返回安徽，致力于组织农民自卫团体，并进行游击活动。这时，他被请求放弃这一工作，去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当时，他有四万名正在受训的农民，要他放弃这一振奋人心的重要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业合作社在全国未来的经济和军事生活中的意义，决定接受这一任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上海遭蹂躏的一幕。这一幕对培黎小伙子们来说，是很难堪的景象。没有工业基础，中国如何能够进行长期的抵抗？这种形势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激发了新的爱国热情和热爱技术的热潮，甚至连曾经拋弃了技术职务的梁士纯，都决定重返工业工作。

培黎小伙子们重聚上海。梁和莱姆及吴在组建工合促进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约瑟夫·培黎的记心并不坏，仍然记着一位精力更加充沛，经验更为丰富的朋友，自从培黎和他的学生，在学徒培训学校进行他们实验的日子起，这位朋友就已经了解他们，并同他们一起工作。这位朋友就是艾黎。当艾黎同意为合作社工作时，莱姆和吴也主动放弃高收入的工作，去内地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他们两个都很恋家，但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妻子和小孩。梁去国外讲学，在国外，他经常给他的听众讲工业合作运动。

上述所有的培黎小伙子都富有广泛的社会意识。他们碰巧都是基督教徒，具有强烈的道德原则和人道主义的进步观点。莱姆被认为是全体人员中最虔诚的教徒，但却是一位承认基督教对他们所有人的思想有影响的人。1928年，梁士纯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在该地工作了几年，经常在暑期学校和全国性大会上作报告。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呰什么类型的人呢？他们是一些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国化的中国人，举止真诚、坦率、友好、民主。他们喜欢美国俚语、美国食物、美国衣物、美国教学法。然而，他们必须象自己国家大多数人一样，过古代方式的生活。使他们适应中国农村的条件，同任何西方人一样，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幸运的是，他们的教育没有采用学究的模式，每个人在当前的工作中都有异常非凡的即席创造的天才。莱姆和吴设计出用标准油桶制造燃煤蒸汽机，以及洗澡淋浴器等各式各样的代用品。

秘书长刘氏，像许多满洲人的儿子一样，是一位诚实坦率的人。他生性勤快，不能容忍低效率和圆滑的工作方法。这就很不符合中国政治的那种极圆滑的秘密传统。刘常常激怒那些伪诈的政治家。他一开始就宣布，不给任何机会主义分子以贿赂和金钱刺激。在几次建议被唐突无礼地压制之后，他被那些谋求钱财和地位的人弄得孤军无援。这是中国很难挽救的一条战线，而在长期的争论中，刘实际上似乎已做得不错，他过去作为工程师、教师、银行家、士兵，以及管理人员的一切经历，使他特别有资格去领导一切需要全面工作效率和多方面生活知识的新运动。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像其他培黎小伙子一样，他无政治倾向，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党派。这就使得他的职位，在以阴谋为资本的社会中，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职位，但他足以赢得无私的朋友和追随者的支持。

莱姆和吴是你在一个国家所能碰到的最令人喜欢的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文静，有礼貌，谦虚谨慎。但是透过这种谦逊文静的外表，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积极的促进者高速前进的步伐。他们在工作面临落后、愚昧、无休止的纠纷和困难面前，已产生过许多次绝望情绪，但他们还是做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他们两人都已患过痢疾，发过高烧。（刘氏和艾黎患过严重的伤寒症。）他们两人都在空袭轰炸中死里逃生。莱姆在湖南抢救机械的斗争中，曾被士兵的枪弹击伤，并经常处于遭受当地土匪袭击的危险中。吴氏由于伙食极差和劳累过度，损伤了肠胃，结果身体一直很虚弱。

第一个倡导作战工程机械的人是总工程师弗兰克•莱姆(赖苏仪）。艾黎和培黎经常称赞他，他们都把他称为“宝石”，这位特殊的“宝石”在使工合车轮运转的大量日常事务面前，首当其冲。莱姆是广州人，1898年出生在广东塔山，他的祖父母都是农民，但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莱姆十五岁时便去美国完成中学学业，到了美洲之后，才开始学习英语。他曾在三所大学学习，获得了文学士、理学士和理学博士三个学位。他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了四年，在纽约大学三年，在密执安大学一年，并在福特工厂取得了实际经验。1924年，莱姆在底特律同约瑟夫•培黎相遇。

梁士纯是热心肠一类的人，精力充沛，身体极佳。他是目前对他的国家最乐观的信仰者之一。听了他关于中日事务的见解后，你一定想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提出关于“最后胜利”这个问题的。他是一位机敏的政治事务评论家，鼻子从不离开新闻，眼睛从不离开正在进行的事情。他异常坚定的信心，建立在对他的国家未挖掘的潜力的信念之上，并非建立在目前的现象上。这种现存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问题仅仅是，这种潜力多久才能够挖掘出来。梁看到合作工业是在这一方向上重要的步骤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正在集中不倦的精力帮助工合的成长。他多方面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使他成为技术队伍中的一名优秀队员。

梁(他的中国名字叫梁士纯）于1903年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曾在公办学校和教会学校学习，随后于1916年进入威廉纳斯特学院。他也曾就读于鲍德温华莱士学院（俄亥俄州），德波大学(印第安纳州）和芝加哥大学。在完成福特工程学课程之后，从1926年到1928年，他一直在《底特律报》报社工作。返回中国之后，他仍继续作该报，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时代杂志》的特邀记者。他作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和各种会议的特邀代表，已多次去欧洲和美洲。战争爆发后，他辞去了在燕京大学的工作，去了上海。在上海，他非常积极地组织教育机构、民间和文化团体支持抗战。最初的工合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努力的结果，他还是首批发动这场运动的人之一。他于1938～1939年访问美国、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硕果累累,许多团体和知名人士，对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梁一返回中国，就立刻同艾黎对工业合作社地区进行了一次视察。在宝鸡，一枚日本炸弹落在他们几码之外，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床上推了出去。然而，这一运动的进展却给梁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他1938年离开中国时，这一运动还仅仅是一种想法而已。他一回到重庆，就接受了副秘书长职位。

在大多数“培黎小伙子”的一生中，培黎博士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艾黎说,弗兰克•莱姆和吴氏“都以崇敬的心情称培黎是他们一生的引路人。”他的友谊对艾黎本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艾黎继承了他的精神权威的地位。为了表示对培黎的纪念，“培黎小伙子”和艾黎准备继承老传统，为穷苦的学徒开办一所“纪念约瑟夫•培黎工业合作社技术培训学校”。为呼吁建校的七万元资金，艾黎最近在一封信中写道：

“约瑟夫•培黎是一名北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处在北京义和团的围攻之中。

“他在南京大学办起了农林学校，并努力把劳动者尊严的观念带给他所了解的中国。他一生都为反对绅士和学生是中国救世主的那种流行的思想而斗争。（他使他们植树，他的学生或许是自明代以来第一批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上植树的人。）他花去他个人的钱，使他们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以便他们返回中国时能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有穿西方漂亮衣服的本领。他找到了享利•福特这样一位同情支持者，福特曾把许多毕业生招进他的公司，让他们多年做实际工作。同时，培黎这位老人，把他在中国一生工作的津贴，给了他的学生。他经常告诉他们，规劝他们，恳求他们不要做心胸狭窄的官员，不要攫取家庭财产，不要谋求增加私利，而应该做些实事，以便他们和中国能够真正站起来——鄙视施舍行为，并使他们自己真正同他们的斗争伙伴结合起来。

“我于1928年,第一次在上海布恩路一所荒凉房子的顶楼上拜访了培黎，并看到了他的一种精神，完全不同于上海餐馆或俱乐部里那种情景的一种精神。受了他的影响，我同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成员，在绥远度过了我的第一个暑假。

“在一次访问中，老人培黎，大家都这么亲切地称呼,带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广州人。‘他是一颗宝石，’老人在一旁说。此人就是弗兰克•莱姆，现在是中国工合总工程师，他已接过了老人在上海工厂里为穷苦的学徒开办的技术培训班。学校训练了同培训班人数一样多的孤儿。他们去工厂顶班,这样就可以把打算学习几个月的其他孩子顶替出来。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中国工合的技术人员，他们是多好的人啊…

“他在中国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工作所得的钱，都花在了他在其中工作的人民身上。他的性格是易怒、自尊心强，对腐败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们，充满了热爱和理解。一次，亨利•福特正打算把一台拖拉机送给他,使他能够顺利实施正在吉林省进行的中国移民安置计划——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安置山东的饥民。但是，日本人派遣了所雇用的暴徒，把老人从家里抓走，并打得他濒临死亡，不久才放他出来。这就是他面临的命运。他继续在许多省——山东、湖北、山西和河北，做抗饥荒，抗水灾的工作。他自己已经在许多正在为中国的更加富强而斗争的人的生活中，建起了座座丰碑。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工业合作社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求助于他。他的‘培黎小伙子’，他们这样称呼他们自己，已经成群结队地走向中国工合，这一途径说明了…

“他去世已经四年了，但他的精神将会活得更长，因为他所教导的事，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没有他的精神，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

“约瑟夫·培黎并不是一位经过训练的工程师，但他是一位能够抓住事情要领的人。他热爱做事——创造、重建。他最后的努力是给他和县的花园里建苗圃，对此他感到格外自豪。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像巨人一样屹立在这一曙光之中，而我们却在无力的摸索着，并对我们能够做的事也做得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