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阶段的合作生产并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困难的环境和缺乏积累资金的其他途径，这一理想完全符合实际。让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次试验吧。

中国第一个合作工业中心，在西北创立起来了。也正是在这里，运动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由于来自西北的拫告，比其他总部的报告更为丰富，我们就较为详细地讲一讲这一地区的情况，以展示工合发展中的一个画面。

同蒙古和满洲接壤的是一大片工业不发达的地区，中国人称之为“大西北”。它包括黄河以西的省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由于陕西是保留着完整中国主权的主要战略中心，中国北方整个地区，以及北方的日占地区，也都置于陕西西部西北工合总部领导之下。这些地区包括山西、河北、湖北和山东。单独西北地区就相当于法国面积的五倍，因而发展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几百年以前，西北是中国许多朝代的心脏。那时，这个国家从在陕西的“西部首都”西安进行统治。很久以前，河南和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最早的文明就从这里发展起来。自从当前的战争开始以来，西北又成为活动的重要场所。它被认为是自由中国的主要基地,并且是两个主要供应干线和交通线中的一个。

由于陕西西部具有新的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它被选为工合运动的第一个地点。因而，这个中国文明古老摇篮变成了复兴运动的新摇篮。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但由于多种原因，人们还是以极大热情迎接工合运动。这些原因中，一部分可解释为缺乏最初的工业，极端贫穷，以及不稳定的政治状况。陕西曾出现多年饥荒和内战，终于导致了1936年12月的兵变，并逮捕蒋介石。为了同这个省北部地区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竞争，陕西的其余地区必须觉醒起来，并采取进步的措施，比如建立农村合作社。在江西，这种合作社是很成功的，那儿的人民已经长期喜爱红军管辖下的自治政府。

卢广绵和路易•艾黎，于1938年夏，带领一千名难民去陕西西部，卢于8月23日到达，艾黎27日到达，吴氏随后也来了。这些难民大多数来自河南、山东、河北和汉口。他们的衣食住行由蒋介石夫人通过新生活运动妇女部提供资金。

卢一到宝鸡——座距西安百十英里位于陇海线终端的小镇，就访问了几位老朋友和官员，以及当地组织的领导。这座小镇大街小巷的墙上及大门上都贴满了标语，内容是：中国的工业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沿海城市已遭破坏，后方各省现在必须成为国家的工业基地。中国工合办公室已做好把钱贷出的准备，熟练工人和难民已被邀注册登记。

当艾黎于27日到达时，二、三十个当地组织的代表，包括地方行政官，和平维护队、军队和国民党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在于表示当局的好意。

第一个合作社是卢来到这里三天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便是铁匠的铸工车间。

第二个合作社是来自河南的三十个难民织袜工人组织起来的织袜组，他们从西安得到机器。第三个合作社组建于第一周末，是一个肥皂蜡烛制造组，有十二个成员。两个月之内，这个合作社就归还了最初2000元中的500元。合作社社员敲锣打鼓，走街串巷为他们的商品作广告,小城镇肥皂和蜡烛的缺乏创造了很大的需求量。

第四个合作社是一个有十四人的印刷厂，它是这样起步的：一位老印刷工人和他的七个学徒，从徐州逃难到此地，已经身无分文。这时这位老人碰巧看到了工合的一条标语，他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到了卢的办公室，讨论这一新的幻想式的“合作”观念。卢告诉他，可以给他一笔2000元的贷款，使他重新开始工作。此时，这位老人把布满银发的头低在桌子上，眼里流出了兴奋的泪水。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个来自郑州的难民工人，也来到了工合的办公室,并报告说他有几个人，并且知道在西安购买大量机器的地方。卢让他去办，三天以后，这位印刷工人空手而归。

“你怎么没有去西安买机器呢?”卢问。

“我怎么能去呢？我没有钱作路费。”

卢给了他10元钱作为短途的费用。几天后，卢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机械、排版石台和纸张可以买到，费用约二、三千元。供款之后，这位印刷工人就把设备搬往火车站站台。然而，正在这一时刻，空袭警报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这位印刷工人把两个帮手送进防空洞，但他本人却拒绝离开这些珍贵的机器。当这一中队的飞机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离去时，这位印刷工人的腿上却留下了一块弹片，但是印刷机器却保住了。

这样的故事枚不胜举。卢在一份讲述西北总部早期生活的有趣的报告中，讲了一个富于幻想色彩的故事。该报告是由我们印刷工人漂亮地印制出来的。住在佛教医院的一群吸鸦片上瘾病人来到他跟前，说他们之所以吸鸦片，是因为他们没有希望找到工作。他们请求得到钱，以便在一座山脚下的小溪旁兴建一座面粉厂。现在，他们一定都在明媚的阳光下忙碌地工作着，彻底治愈了他们的疾病。

在宝鸡，一支700多名真基督教徒派别，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并来到工合办公室，讲述他们多方面的合格性，要求组成新的合作团体。他们得到了四万元贷款，并立即开办了织布、纺纱、化工、制革、皮革产品和金属加工等工厂。值得传教会深思的章节和诗篇正是这些。宝鸡工合成员首批社会活动中的一项工作，是成立有四十个成员的基督教联谊小组，这个小组请求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去领导他们的工作。

从满洲流放来定居的一群人，正在西安附近的山里共谋生计，他们共同拥有土地、学校和房屋。使他们行动起来，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争论。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煤矿，就来到工合办公室，请求给予50元来开发煤矿。他们所得到的钱，远比他们可怜的请求多得多。现在，他们生产出来煤，正在供应各个村庄，而且他们还积极地向他们的国民宣传新的希望，要国民不必担心满洲的命运。

1938年10月，合作社总主任卢广绵，在“培黎”工程师之一,吴氏的陪同下，穿过包围区，进行了三周旅行，制定扩大工合工作的计划。（部分旅程之所以能乘汽车，是由于使用了酒精，酒精由杨博士办的工厂提供，以代替汽油，因为在这一边远地区，汽油价格太高，根本买不起。）

在这次旅途期间，有一次，他们在一座古庙里过夜，遇到了一位身材瘦弱，形容枯槁的人。这人似乎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同他约定在返回时再谈。原来此人是乔先生，一位训练有素的钢铁工人，曾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现在是来自太原兵工厂的一位难民。人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就是中国曾成功地制造出韧性铸铁的二、三个人中的一个，这种铸铁可以用来代替钢。乔先生在一所合作金工车间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之后，一位视察员报告说，乔先生看起来自私自利，只想报酬和赚钱，而没有合作精神。卢回答说，乔是一位专家，他或许没有更髙的社会意识或政治觉悟，很自然，他一定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自己干活。卢决定去调查此事，并同乔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吃午饭。卢发现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贫,甚至屋子里都没有足够的碗筷。

乘一次合适的机会，卢对乔进行了批评。卢告诉他,合作社的口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和“只要我们能活，你们就能活”。乔先生一直长期埋头从事辛苦的劳动，还没有懂得合作工业的真正含义。他对卢非常感激，回答说，“即使你不给我们钱，只要给饭吃，我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场运动。”

到了前两个月末，陕西已建立了四十多个合作社。到了十二月，已有八十多个。卢开始创办这一总部时只有四万元，运动的飞速发展很快将这点钱用完了，他非常焦急地拍电报，要求再给五十万元。十月，汉口的陷落，破坏了政府的办公室，卢同艾黎的联系已中断一个半月，他最近不得不直接给孔博士拍电报，孔送来了二十万元。同时，卢成功地从当地银行借来两万元资金，不付利息。他的新资金几乎很快就用完了，他再次恳求贷款，但没有回应。后来孔博士电告他回重庆，显然那里没有人相信，这一小小的“救济计划”能够真正地利用那么多钱，正如他们开始时认为的那样。然而，卢来到重庆之后，很快就说服了孔博士，又得到二十万元。十二月他去上海，力图使那里的银行家对私人贷款产生兴趣，又谈妥了几万元，然后匆忙返回他的岗位。

此时，卢已与当地官员相处得相当好。陕西省银行已把他们的金工车间给了工合。省政府已主动让工合把他们的实验室租用两年，这座实验室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个。实验室价值十万元，拥有一万元图书。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计划，实验室正在西安闲置着，并处在某一天被炸成废墟的危险之中。工合必须获得六千元，来搬迁工厂，并需要一万元的年预算资金。不久，从孔博士那里得到了六千元，不过日常费用不得不到处筹措。在疏散工厂时，吴氏险些被炸弹炸死。最后，工厂安全转移，工厂的三、四个技术人员被工合雇用来做测试工作。他们对原材料，例如：氧化纳、酒精及矿物——铅、磷和镁，进行分析，以便用于工业。

工合西北总部在陕西成立（1939年9月）后的第一年底，已将其工作发展到甘肃，向东跨过黄河到了河南、湖北及山西的“被占”地区。此时，它在这五个省中已有357个合作社。（到了第二年2月，已有500个。)卢广绵希望在1940年期间，把所有这些分支，组成一个中心联合会，并且使合作社财政部拥有五百万元资金。

到了9月，陕西最初的核心已扩大到203个合作社，拥有2800个成员，贷款总额达683420元，其中35339元已偿还。总共357个合作社中，有成员4308个，代表着12683个股份。股份资金总数为133436元，由社员共同投资。工合行政机关已发放贷款702080元，而364000元是从银行借来的。除了这些款项之外，中央军为制作军毯，已预付一百二十万元，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由非合作社人员紧急完成的。

陕西的合作社中，有一个炼铁厂，可以把铸铁炼得用来替代钢，该厂建在一座废弃的战神庙里。玻璃制造厂和陶瓷厂就利用本地的硅砂。他们制造热水瓶、手电筒及其他东西。皮革制品和制革工业生意兴隆，1939年9月，他们生产出价值超过128000元的产品。箱子也是用当地的树皮制作的。印刷油墨、纸、毛笔也满足了当地的需要。这一地区一度曾有三十家造纸厂，但几乎都关闭了。当地人说，自从公元一世纪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这一地区就一直造纸。榨油是工合的另一项工作，使用芝麻、油菜籽和油桐籽。人们发现，农民们一直在用长度达八至十英寸的石棉纤维装枕头，而工合目前正在把这种材料用于更重要的用途。合作社大量制造药棉和纱布供应军队。其他产品包括雨伞、袜子、衣服、各种丝布、毛料和棉布、手推车、砖块、农具、工业机械、糖果、面粉、淀粉、草帽、糖、家具。事实上，工合似乎正在从事着从采矿、木器加工到制纽扣的几乎每一种行业。制糖和制茶工业，而这项工作现在仍处在恢复阶段。另一项企业就是筑路业。

能源是由水轮机，以及木炭和当地的焦炭提供的。吴氏是一位电气专家，他在当地建造了第一座发电量为30千瓦的发电厂。

在陕南，合作酒精厂正在生产纯度为98%的酒精，是用高粱、玉米和甘薯为原料制成的，日产量达350加仑。酒精为汽车提供了一种便宜的燃料，可以同汽油以七比三的比例混合使用。在西北，由于汽油价格异常昂贵，这种燃料极为需要。酒精合作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几个月内，它就归还了原来的11000元贷款。

在西北，最重要的工业是棉、毛纺织业。陕西每年种植大约一百五十万担（约八万八千吨）原棉。1938年，棉花出售价格在陕西为每担18至20元，而在四川为120元。在战前，四川的价格为40-45元。一包15到20支的棉纱，原来售价为150元，到了1939年初，涨到了850元，而且常常还要高于此价，才能成交。在西安，仅有一家拥有25000个纱锭的纺纱厂，还在西安被轰炸时停了产。政府把大同和湖北省的纱厂搬到陕西的西部，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然而大多数机器也许将不得闲置战后，这是由于存在轰炸的危险以及煤炭的缺乏。西北的工合领导人估算出，合作工业中的1元钱，现在就值个体生产中的100元。

工合从重庆买回了“七七”型手摇纺纱机，这些机器是由南京大学的的斯迈思研制成的，并立即投入使用。他们的金工车间现在生产大部分必需的设备。农村妇女也一次分成二、三十人的班进行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她们便回家组织合作社。

在1939年9月里，工合纺织组织（164个合作社）就生产出价格超过303000元的产品，不算贷款，起初的股份资金总计只有36000元。

西北可以说是一个大牧场,有大量的羊毛，但是过去羊毛在当地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当地农民穿着粗糙的羊皮，而毛纺产品的价格太贵，不可能广泛使用。大部分中国羊毛通过天津出口日本,在日本，这些羊毛制成了冬用毛毯和服装，供侵占满洲及中国北方的日本军队使用。有时，粗纺毛线从日本重新进入上海或其他地方的针织厂，进行了几千英里的旅行循环。西北地区没有可用的粗纺毛线，这时，工合开始建立毛纺工业，粗纺毛线的匮乏很快得到了缓解。

尽管西北的经济状况落后，合作社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工合产品变得十分畅销，以至于有些外边的商行，干脆偷去工合的三角商标，以便于销售自己的商品。

这些合作社，纺织占了164个，制革17个，金属加工17个，采矿17个，化工29个，粮食加工42个，印刷和造纸9个，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62个。正是釆矿行业,使大多数最穷的难民得到了生计，420人从事这项工作，占工人数目最多的行业中的第三位。

作为西北总部兴旺繁荣的象征，1939年9月的月产量达825949.74元，总的资金支出为贷款1066080元，股份资金133436元。从1月到9月的产值为5114243.22元。由于大量钱只是近几个月才投入生产，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营业量。此时，有4308个合作社社员，这就意味着，使一个成员投产的平均费用约为280元，或28美元。然而，这还不能表明真正的情况，因为至少有两倍于合作社成员的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被工合雇用来做计件工作。而且资金支出包括所有沉重的开办的费用和行政费用，包括花钱多的重工业基础（西北有四个金工车间），仅雇用了几名技术人员。（例如，在12月，妇女部仅有364个成员，但雇用了六千名尚未加入合作社的同类女工。）那时，每个社员能够赡养三、四个人，因而，也可以说，在西北合作社运动中，使一个人工作的最初费用约为14美元。由于西北地区的偏僻，这一费用仍大大高于其他省份。任淑敏小姐说，妇女部需要130元才能使一名妇女在平均拥有12名成员，资金为1500元的合作社工作，那也就是13美元。

在西北，生活及生产费用高于中国其他地方。合作社社员尽管分组就餐，减少了个人费用，但每月总共还必须花费12-13元。宝鸡的合作缝纫社领导说，有一种布，战前每匹18元,1939年1月涨到了30元，一年后又涨到了98元。

在这一干旱地区，由于缺少木材,建筑费用很高，不过，大多数房子是用泥土建成的，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窑洞里。最初工合就办在临时凑和的房子里，接管的废弃建筑物，及租用的普通民房。当然，挨炸的危险一直存在。每一个补给站都想有一座防弹中心办公室，带有会议室、行政办公室、卫生所，并且在附近有一个窑洞储藏室。关于这一方面，艾黎写道：“缺少这些设备，工作受到影响。在甘肃的一个补给站,合作社联合会人员站在大雪中开会。在另一个补给站，他们也在一个露天的庭院开会。”即使在陕西的模范“工合城”,联合会人员也只能“在一家老店铺的底层开会，当我最后在那儿出席一次会议时，来这里上夜校的学生，只好在小镇周围跑步，以便通过锻炼取暖。”一切进展顺利，但还需要鼓励，以使这些地方的工作做得比前线更好，正如人们对基地所期待的那样。

1939年，艾黎对西北进行视察访问时，给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写了下面的话：

“西北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一个人可以实际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许多事情。这并非幻想,并非宣传温室里植物的材料，而是真实的工作。昨天，合作社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请我和梁士纯去参加茶话会，我们建议让他们来工合办公室进行，但他们捎话说，他们坚持在他们的购销办公室举办茶话会。我之所以喜欢那样做，是由于中国工合是一个政府机关。而他们非常乐意把地点选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用他们生产的商品创造出来的地方。我们让他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要有时间写文章的话，他们的历史都是文章的好素材。他们都是合作社主席。一位曾是江西农村合作社的组织者，非常厌恶官僚主义，他在中国工业合作社中得到了幸福。另一位是汉口一家纺纱厂的前领班，在汉口同我相识。当他第一次听到中国工合的事，他想，这一定又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压榨人民的工具，不愿意给工合做任何事情。可是，后来他成了难民，同妻子儿女撤离到宝鸡。另一位是满洲的一位前游击队员，自1930年以来曾一直战斗，曾带着伤病来到西部，青春已去。另一位是河南的一位摄影师，现在是联合会主席，并且是他自己化工产品合作社的主席。还有一位是曾在北平合作社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工作的人，他从晋北逃到陕北，再到这里。再一位是十岁就做童工，过了二十年城市工厂生活，了解工厂的罢工，熟悉工厂很长的工作时间，工厂的欺骗，等等。中国工合对他和他的合作社意义多么大啊！他在他的合作社外面用草做了“工合”两个字……一位来自占领区的前小学教师，曾是一位具有救灾工作经验的前红十字会成员，现在是医用棉纱合作社的主席。总而言之，他们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群体。

“清晨，一个小孩独自在一座墓丘旁干着活，起劲地唱着合作社之歌，‘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歌声在他的周围回荡。从这位小孩身旁走过，简直是一种乐趣。

“我在同任小姐交谈了一个下午之后,去看了看她所领导的一些妇女的工作情况，真棒。我们碰到一群六岁的小孩,离开学校，从黄土沟坡的崎岖道路上走下来。学校设在一座寺庙里，寺庙是由士兵们腾出来的，因为他们想帮助工合。孩子们模仿工合方式唱着‘起来’。在这所学校里,砖支撑起的庙门用作桌子，放在砖上的木板当作凳子。学校里仍有一些稍大的孩子。一个小孩正在抄课本，他所在的六个人的班里，只有一本课本，他想要一本带回家去。校长是一位江苏——上海姑娘，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乔治·何克等人称之为我们的‘花园城市’的地方。这是我们刚用墙围起来的场地，难民们将在那里纺线、织布。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把这块地方变成一个有漂亮的现代树木和公园环境的地方……

“甘肃的工作和在那条线上的补给站是极好的。在兰州，尽管最近遇到轰炸，但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在附近地区，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联合会，购销部门，穆斯林合作社，真耶稣教合作社，兰州以南的西藏合作社，伤残士兵合作社，妇女合作社，狱中的囚犯，孤儿院中的孤儿，医院中的士兵，都在为我们的地毯织造合作社纺羊毛。这无疑是一首抒情诗。此外还有难民合作社,游击队合作社，天主教牧师、耶稣教传教士支持的合作社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合作社。这使人们意识到，我们的运动，如果能够继续发展的话，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伟大、更加团结的真正的新中国。中国以前一直在试图以武力加强团结，而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一切基础中最牢固的基础——即人民的生活之上的一种方法。或许我们必须为保持这种方法的顺利进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