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

回国之后的岁月

（1941-1971）

早在1940年秋，海伦·斯诺就认为日本有可能对美国不宣而战，她忠告美国公民尤其是妇女和小孩，应尽早撤离东方。但在中国的美国人，几乎无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可能。不等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海伦自己于1940年12月提前一年回到美国，逃脱了在东方被逮捕的危险。

她一到洛杉矶，就像花木兰荣归故里那样‘还了女儿装’——10年来第一次涂脂抹粉化了妆，穿上她漂亮的衣服，正儿八经地拍了回国后的第一张照片。本来就很漂亮的海伦，略加打扮，简直就是一个少见的美人。照相馆把这张照片陈列在橱窗，以招揽顾客。许多人却误认为她是好莱坞电影明星琼·贝内特。

就在洛杉矶暂短停留期间，海伦·斯诺在好莱坞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成员有：约翰·加菲尔德、林语堂、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等等。这个委员会向美国总统请愿，要求给中国“工合”拨款5,000万美元。但那个‘欲速而不达’的计划，很快就遭到失败。

十年奔走为‘工合’（1941-1951）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工合’运动，1938年，在中国发起和支持‘工合’，1942年，向尼赫鲁总理提供了一本‘工合’手册，使他在印度发起了‘工合’运动。后来，我不仅为中国，而且为所有新兴国家‘工合’运动的发展，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因而毁掉了自己的写作。但是我坚信，工业合作社却是一切新兴国家通向工业化，通向未来的桥梁。”——海伦·斯诺

海伦心里明白，回到美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工合’筹集资金，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这不仅对保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为中国战后的工业化打好基础。洛杉矶筹款计划的失败，使海伦意识到必须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拉名人，建组织，从长计议，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

先‘安居’而后‘乐业’1941年春，埃德加和海伦回到纽约，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版税4,000美金，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小镇，买下一座小农舍。这儿距纽约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往返办事比较方便。这座1752年修建的小农舍，周围环境幽静，空气新鲜，房子后面还有三英亩大的树林，供野生动物栖息，是一个写作的理想地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1945，埃德加是正式委任的、身着制服的战地记者，大部分时间在海外采访。海伦则全身心地投入‘工合’运动的各项工作之中。她接受各大报纸的采访，亲自连发文章，号召美国各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支持印度以‘工合’形式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她邀请名人，成立组织，为‘工合’筹集资金。

接受各报采访，传播‘工合’思想回到美国的斯诺夫妇，一下子成为大名人。要求采访的约请不断，新闻报道接二连三。1941年春，《旧金山纪事报》发表题为“作家海伦·斯诺谈中国战胜的可能”的署名文章；加里福尼亚《金融先驱报》发表温索·乔斯林的文章“中国需要的是美元，不是物资”，副标题是“作家海伦·斯诺谈‘工合’”。5月31日，在费城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详细报道海伦·斯诺在中国开创“工合”的事迹。同年11月10日，《马尼拉每日公报》发表署名文章，引用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为亚洲而战》中的话：“‘工合’的诞生，为在战时创造一个新社会成为可能。”12月7日，《波斯顿先驱报》发表马丁·谢里丹的文章“美国女性策划了中国的游击工业”，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海伦·斯诺对中国‘工合’的贡献。1942年1月25日，《纽黑文纪事报》发表署名文章“帮助中国抵抗——美貌的斯诺夫人开导受困的民族实行工业化”。2月7日，《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介绍并评论海伦·斯诺的新作《中国为民主奠基》。

邀请名人加盟，成立“工合美国委员会”斯诺夫妇不至一次地成为白宫的座上宾，罗斯福总统会见了他们，亲自向他们了解亚洲的形势。1942年2月25日，埃莉诺·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会见了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亲自向第一夫人介绍中国的‘工合’运动。2月27日，《华盛顿每日新闻》发表了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专栏《我的一天》，第一夫人写道：“回到白宫后，与埃德加·斯诺夫妇进行了最有趣的谈话。他们从中国回来大约已有一年，斯诺夫人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兴趣极浓。……看起来，合作组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好基础。”

接着，海伦和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埃莉诺·罗斯福总统夫人充当担保人。海伦自己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副主席。从此以后，她总是自掏腰包，往返于麦迪逊和纽约之间，为‘工合’事业辛苦奔走了10年之久。

1942年11月26日，罗斯福总统经济顾问朗林·科里从白宫给海伦·斯诺写信：“多谢您给我寄来尼赫鲁的讲话。得到这份材料，我高兴极了。我应当考虑到，印度是办合作社的理想国度。我确实希望您能在印度把合作社很好地搞起来。”同一年，尼赫鲁以海伦·斯诺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为教材，在印度办起五万个工业合作社。印度一位知名人士给海伦·斯诺的信中写道：“创办合作社，是印度发展经济的唯一出路。”

著书立说，推广‘工合’运动在这个风风火火的10年里，海伦·斯诺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1944年2月，波斯顿出版的《基督纪事报》发表海伦·斯诺的文章“中国与民主”。12月，俄亥俄出版的《安蒂奥克评论报》发表海伦·斯诺的文章“中国能不能重新组织起来？”海伦·斯诺的《中国为民主奠基》在美国正式出版后，接着在英国又出了伦敦版，副标题是“中国‘工合’运动的故事。”《中国为民主奠基》是一部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唯独仅有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为其写了序言。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待遇，被印度誉为“工合之母”。

1945年4月，海伦·斯诺以公认的知名记者身份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同年9月，海伦·斯诺在《美国学者》季刊秋季号上发表文章“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海伦·斯诺撰写的小册子《中国的工合》在伦敦出版。

1947年，陈翰森撰写的小册子《中国“工合”故事》由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出版，作者在第12页上写道：“埃德加·斯诺夫人最先提出组织工业合作社、帮助中国恢复生产的主张。这个想法很快被接受，路易·艾黎则把这一想法变成具体的实施计划。”海伦·斯诺撰写的《中国劳工》和《中国工业合作社》被收入纽约出版的《劳动大百科全书》。

中国抗战胜利后，内战重新开始，“美国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分裂为三派，1951年不得不宣布解散。当时，海伦·斯诺担任副主席，阿尔弗莱德·希德韦担任主席。到此时为至，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共集资350万美元。由于海伦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届副主席，所以，她于1981年恢复了这个组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也是为了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

难忘的1949

斯诺婚姻是一个完美成功的婚姻。我们所写的每一本书，所做的每一件事，最后证明都是非常正确的。这种‘婚姻动力’不是把这个“二人工作队”的效率翻一番，而是以几何级数增加了许多倍。如果上述的这种婚姻动力已不复存在的话,我也非常赞成离婚。——海伦·斯诺

1949年不仅是海伦·斯诺职业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她个人生活的转折点。这一年，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埃德加和海伦·斯诺结束了他们17年的婚姻。事实上，待到他们离婚的时候，两人已正式分居两年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埃德加作为战地记者，去印度、苏联和欧洲旅行采访，海伦留在了康涅狄格州，忙于写作、忙于推动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1945年以前，埃德加从来没有向海伦谈及分居的事。那一年，他们在纽约过冬。在埃德加再次出国前去国家城市银行作安排时，他才向海伦提出分居的事。然而，这次出国时间不长，他回来前就改变了要分居的想法。他1946年出访归来，把箱子放在麦迪逊住宅的后门口，想呆在家里，并且说：“这里是我能够很好工作的惟一地方”。他实际上经常这么说，每次从国外回到海伦身边，他们还像过去那样，海伦主内，打点各种各样的应酬；埃德加每天一起床，就呆在屋后那个被海伦改做书房的‘玉米仓’里，埋头写作，不到午饭时间，海伦从不打扰他。正是在他的麦迪逊住宅，埃德加在几次旅行的间隙里，写成了《人民在我们一边》、《斯大林需要和平》、《苏维埃政权的格局》等四本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德加·斯诺感到非常疲劳，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这就是他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1947年2月，埃德加向海伦正式提出“分居”的建议，离开了麦迪逊，就再也没有回这儿居住了。

海伦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女性，一心要写出一部巨著，但总是没有时间去干她“自己的工作”。海伦始终认为，她与埃德加的结合是一个富有的、卓有成效的‘工合’婚姻，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和共同事业’。尽管他们一起在中国所做的一切还记忆忧新，但海伦相信，到了1949年，确实是“改变的时候了”。于是，埃德加和海伦1949年终于做出了司空见惯的、中年离婚的决定。为了能坐下来干她‘自己的工作’，海伦也需要离婚，因为她认为，自己已经奉献出了她最好的年华，从事她一直参与的、各种各样的‘做好事’工作。

充满温情的圣诞节

1949年5月，埃德加与海伦正式离婚，两周以后，与电影演员洛易斯·惠勒结婚。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海伦为中国人民欢呼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彻底解放了，从一切责任及老问题中解脱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伦对斯诺婚姻是满意的，留恋的；对他们因种种原因导致的离异，有着复杂的感情。她留恋，但不儿女情长；她惋惜，但不悲伤；她感到不幸，但从不怨天忧人。这一年发生的一切，在海伦的精神世界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酸辣苦甜，什么滋味都有！

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中止之前，海伦与她北平时代的亲密朋友李愍重新取得了联系。李愍和她的丈夫去了美国，同她的良师益友海伦·斯诺一起度过1949年的圣诞节。一见到李愍，海伦发现她胸前依然佩戴着她那枚徽章，海伦又惊讶、又感动！那枚徽章，海伦在学生时代常常佩戴着，1935年北平学生运动时，她把这枚徽章作为礼物送给了李愍。李慜回忆着学生游行示威的情景，向海伦透露了她的心声：

“……自从我们15年前相互认识之后，我就对您感激不尽，我会永远记住您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年来，当我们在中国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您的形象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闪烁……”

1935年以后的艰苦岁月，很容易使海伦和李愍把他们在北平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理想化。回顾过去，李愍明确地表示，自那以后，她从来没有过如此“快乐的时光”。

在这个孤独、寂寞的寒冬，中国朋友李慜的到来，就像是圣诞老人送给她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然而，海伦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漫长的、更加残酷的政治寒冬即将到来！

1950年初，李愍返回中国了，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兴风作浪了。这股右翼政治势力，对海伦和其它中国问题专家非常不利。美国舆论界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全民族的灾难。亲蒋介石的政客们开始了广泛调查，企图找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共谋的证据——重点调查那些外交官、学者和新闻记者，这些人会解释清楚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在接受调查期间，像海伦和埃德加·斯诺那样才华横溢的许多作家的声誉，几乎残遭毁坏。

关于“失去中国”的狂怒，只是麦卡锡时代反共歇斯底里症的一个方面；对中国问题专家的政治迫害和言论自由的限制，严重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而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压抑的气氛，使那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颇具深思熟虑的著述，多年来很难得以出版。

逆水行舟二十载（1951-1971）

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必需去完成你想做的那件事。如果你等待，不仅永远做不了，甚至会失去做它的愿望。所有的事，都有时间去做——而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而不是其它时间。 ——海伦·斯诺

离婚后的海伦，第一次感到她的思想完全自由了，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从事她一直期望而又一直无法进行的文学创作事业。现在，她生平第一次如饥似渴地、全身心地扑到她“自己的工作”上去了。

然而，新中国刚一成立，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人卷入战争的一方，而另一方是中国部队。由于这一战争的对抗，反共的麦卡锡运动席卷全美国。从1950年至1960年的麦卡锡时期，许多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政治迫害，甚至连许多尊重客观、伸张正义的人士也受到毫无道理的牵连。没有一本进步的书籍能够找到出版商，甚至到1970年仍是这样。凡是有关中国的著述，根本不能发表。然而，海伦·斯诺一直不停地写作，而且是在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物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写作的。

海伦离婚后，一直独居在那所殖民地时代的小农舍里，但她只用了两个小房间，为的是节省暖气。同她朝夕相处的是一只小猫，名叫玛丽莲·梦露。她每月靠150美元的社会保险金生活，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了增加一点儿收入，海伦把那两间为斯诺做书房的“玉米仓”租了出去，每月租金135美元，通常总是租给那些喜欢古色古香的年轻人。可是，这类租户总是给海伦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不过，这倒使海伦可以随时了解到他们谋求生存中的许多问题。有一次，租户是一对满头金发、活泼可爱的新婚夫妇。他们出劳力，海伦出钱买材料，做出了合伙修房的安排。可是，70年代电费很贵，海伦每月要缴175美元的电费。海伦用老年人补助金，支付了一部分暖气费，再加上常常在超市买一些临期面包，所以刚够糊口。不过，所有的医疗费用，是由医药保险支付的。

对海伦来说，生活的艰辛只是问题的一面，而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对她的压抑，逼得她几乎无路可走。海伦对这种气氛的部分反应，就是扩大她的写作领域，把研究兴趣投向美国的过去。由于她的家庭教育、社会实践和多才多艺的文化背景，使她成为美国仅有的99名注册家谱学家之一。海伦不仅擅长于追朔老房子的年代，而且精通追踪家族血统遗传的进程，一直追踪到他们最早的美国祖根。海伦对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小镇及周围的小城镇的历史，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其成果都包含在她出版的《麦迪逊历史笔记》一书中。海伦相信，这一与众不同的工作，显示了“美国一个小镇从最初的栖所到现今的真正的事实……”

尽管中国问题不再是海伦写作的焦点，她在海外的岁月以及过去所写的著作，依然继续影响着她的写作。她断言道，她在亚洲“开拓性的工作”，使她后来不可能再去作别的事情，只能去做最初的研究工作。她“意识到独创性的稀罕价值，意识到推进知识前沿的不易……” 对海伦来说，她对原创思想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就是她的“伦理学和活动说”理论，强调人类的生存有赖于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她认为至关重要的另一学术观点，就是她的妇女论。为了安全，防止被人剥削，女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无论从心理方面还是生理方面，都要为女性打开通道，使她们作为女性，在自己特殊的领域里得到最大的发展，‘激励’她们的特殊才能和天赋”。海伦就这一题材，撰写了两本专著，成为她个人全部观点的一部分。

然而，海伦从事这些项目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排斥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她在亚洲的10年期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随身带回美国。她仅从延安带回的笔记，除了用于《红色中国内情》（即《续西行漫记》）一书外，其原始资料足够撰写好几本著作。海伦在延安遇见的一个朝鲜青年共产党人金山，其自传就写进了她的《阿里朗之歌》；她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劳工运动》，其部分资料也是她在红区采访收集的。她把在延安采访过的64位人物，抽出一部分内容，编写成一大本人物传记，以《红尘》为书名，后来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海伦还把她对妇女问题研究的强烈兴趣，与她的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她撰写了两大本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其中一本侧重传统时期的妇女，另一本侧重现代中国的妇女。此外，海伦还不时地向一些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据她自己统计，1961年以前，她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至少也有55篇，但大多数发表于回国后的前10年。

海伦旅居中国期间搜集和保存的所有资料，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这一点，海伦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海伦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编辑了“尼姆·韦尔斯远东文献资料总汇”。对海伦来说，这是一项旷日持久、沉闷乏味的工程。她不仅要分门别类地整理她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往来信件、各类笔记、文章、小册子、手稿等，而且要为这一庞大的“资料总汇”撰写了六卷本详尽的注解和说明，其中包括对学生运动、延安之行以及工业合作运动的详尽导读，还有关于西安事变、左翼艺术家和中国现代艺术等题材的概要。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使海伦非常高兴，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如释重载，再也不用担心保存这些文献资料了，她一直担心火灾或其它灾祸毁掉她那些无可替代的延安笔记。“我成为这些笔记的奴仆达23年之久，”她在《延安采访录》中文版序言里公开承认，“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终于把自己解放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把这些文献资料存放在斯坦福大学，对海伦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预示着她生平中的“一个里程碑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海伦感到，岁月的流逝，并没有降低她在中国从事的工作价值。相反，她坚信她的延安之行以及随后撰写的那些书面资料，“如今比1937年更为重要”。她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是中国共运的第一手历史学家”。从她采访的那些共产党员个人小传中，海伦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尽管这些珍贵的史料被美国出版商视为“不肖一顾”。海伦回忆道：“有一次，一位编辑告诉我，我那本写中共领导人自传的书《红尘》，对公众的吸引力，还比不上对任何一个军团历史的兴趣——简言之，中国红军建军史以及中共党史，充其量与西点军校某个团的历史差不多。听到这话，我确实有点儿吃惊。”

不幸的是，海伦对中国问题的贡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她早应得到的认可，这一点使她感到相当的困扰。她认为，她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创建过程的作用，或许是她个人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而这一点在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后来的著作中表达得模糊不清了。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们都承认海伦说服他们建立合作社的可行性。海伦声称，后来，这一事实使他们两位“感到尴尬”，当提及‘工合’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再提及海伦的名字了。

海伦也并非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她知道，她1937年采访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长篇报道，与普利策奖之类的东西，向来是无缘的，尽管有人说过，它比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令海伦不解的是，她的这些珍贵的著作甚至没法找到出版商！有些学者在胡佛研究所参考了她的文献资料，但在他们的著述中，却往往连资料的出处也不提一句。

时来运转七二年

我不断地写作，每写完一部，就把它保存起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出版的问题，因为要想出版任何著述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在等待，等待一个有利时机的到来。我希望我所有的著作能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后发表，因为这些书稿都是珍贵的、有益的，但又是无利可图的。 ——海伦·斯诺

1972年，海伦·斯诺苦苦等待的那个时机终于出现了！1972年，成为海伦与她久违了的中国重续前缘的一年。

2月15日，埃德加·斯诺辞世。同一天，海伦·斯诺30年代中国摄影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开展。同一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中国图书难觅，海伦·斯诺帮助读者解渴”的文章。

2月21日，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北京的红地毯，开始了他的破冰之旅。

11月，海伦·斯诺在印度访问工业合作社，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被誉为印度的“合作社之母”。

接着，海伦·斯诺以《续西行漫记》作者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她一踏上中国的大地，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历时3个月的访问中，她听到许多令她感动的故事。当许多人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年月里，人们如何把她的书如获至宝地相互传阅。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人向海伦吐露了秘密，他一直珍藏着海伦的一本书，那是他最最值钱的财产。海伦回忆说，“这是一个获得回报的瞬间，它似乎为我填补了一个古老的空白。”

1976年，海伦上了电视节目《早安！美国》，紧接着，她的电话被洛杉矶的电影制片人打爆了，他们都向海伦建议，她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经历，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影题材。

1978年9月-11月，海伦·斯诺再次访华，并率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期望制作一部电视文献片和一部电影。但后来因不同时期的不同原因，至今没有成为现实。

1982年、1984年，海伦·斯诺因创建‘工合’，先后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与此同时，海伦完成了她自己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回忆她1931-1940年在远东的经历。她的这部回忆录，于1984年在纽约出版。通过这本著作和她的其它著作，海伦希望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传递给中美两国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尽管她经历了与中国隔绝的漫长年代，饱尝了因没有被认可所带来的苦涩，海伦却积蓄着她1931年抵达上海时所展示的那种活力和热情，为促进中美两国的了解和友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海伦一直乐观地认为，历史总会认可她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传奇中的地位。

（2012年10月7日完稿于北京）

参考文献:

海伦·斯诺著《红色中国内情》第306页；《阿里郎之歌》第35页。

海伦·斯诺笔记第3-4页。

海伦·斯诺笔记第76页。

《延安采访录》第19页。

海伦·斯诺著《红色中国内情》第311页。

海伦·斯诺著《红色中国内情》第19页。

海伦·斯诺笔记第5页。

海伦·斯诺著《红色中国内情》第11- 12页。

（此文是为在西北大学举行的2012年海伦·斯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